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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黄河”旅的文化运动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刘荒
  一、从动员到总结
  四二年三月尾,我旅各团以热烈的情绪来迎接文化运动。我们在旅政机关报“进步”上发出第一号指示:文化运动首先在于全力进行文化教育工作。旅团直属队应成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并以营为单位成立分校,且把原战斗连队变成战士的学校。在第二号指示上,指明:从精神上与物质上优待并鼓舞干部的文化教员,提高其政治地位,使其安心工作,发挥其高度创造性与积极性。
  这两个指示对文化运动有着很大的意义。一方面使我旅在很短的期间内成立了三个文化补习学校,另方面使我们组织了全旅各部门各工作岗位上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作为文化运动中基干的“行动的”工作者。
  但因为部队分散,公差勤务繁多(战士一天中每人放哨有四次);春耕、夏收与意外的军事行动,使我们在文化运动年里,仅能紧张地学习两个半月。
  开始,我们利用各种会议(行政的、党的群众组织的。)进行了文化学习动员,“泾川”三营且为了深入动员起见,特编印了“文化学习动员提纲”,以提高全体学习文化的热情。×连战士李应岐同志说:“学习文化到那里也吃得开,当兵十年我也干!”而且,当双龙镇的某老百姓送粮给“泾川”三营,听见俱乐部里,战士们声琅琅,便微笑着说:“队伍变成学堂了!”战士们拿出自己的钱来购买文具,如×团五连战士们共买了墨盒四十多个,六连用桦树皮作识字本子六十个,团直属队发动战士“卖柴买纸学文化”,只一次就解决了价值六百四十五元的文具。四月中旬,全旅各连队都设备有识字沙盘和长二尺宽一尺半的小墨板;有的连队且每人自己用木头制造了状如算盘似的便于携带的行军用的小沙盘。
  伴随着文化学习动员,我们进行了编组的准备工作:深入调查文化程度,在旅直属队的干部中进行了集中普测。测验的课目是:国文、常识、算术。成绩如下:
  (一)国文
  交卷者百分之八十一
  交白卷者百分之十九
  八十分以上者百分之二十一
  六十分以上者百分之五十六
  六十分以下者百分之二十三
  注:交白卷者除外,仅就交卷者统计。
  (二)算术
  能算乘除法者百分之十八
  能算加减法者百分之六十
  仅识阿拉伯字者百分之四
  不识阿拉伯字者百分之十八
  (三)常识
  未统计。
  在战斗连队中,“泾川”一营举行了识字测验,三营举行以班为单位,根据看报,作文讲解来作各人的文化鉴定。根据这个测验,这个具体的深入的调查,我们进行了编组:在战士,分中级班(相当于小学四年级),初级班(相当于小学一二年级)和预备班(杂务人员大半编入这个班次内)。团营干部编为初、中、高三班,各相当于初小、高小一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旅直属队因干部多且文化程度较高,略有不同。
  且又根据这个文化调查,我们认为应由国文算术入手,常识只当着课外辅助教育,并认为,在各科的教育进度与比重上,不能平分规定,应首先提高国文程度。在旅直的第一次普测中,我们得到这样的例子:国文测验,任作下面二题中之一个,“我的一生”与“群众是我们的母亲”。在所有参加测验的干部中,作第一题者占百分之十二,作第二题者百分之六十九,交白卷者百分之十九。
  “学习文化”,四月中旬,在我旅开展了一个热烈的群众运动。这表现在:×团一连李世光,四连田起望等同志生了小病,照常到课,躺在炕上还仍算着轻机枪九挺加重机枪六挺等于……八连白玉华同志在上课前总到俱乐部去预习,五连韩世英同志有病还要求睡在炕上答测验题,伙夫廖步高在烧火时还用火棍在地上写着:“白菜、肉、油、辣椒……”,通讯队孙向和出差回来还要求补课,机枪连排长自习算术已学会开方,更可贵的是九连贺福详同志提出:“要注意哨上的教育,放哨误课的同志,应该特别替他们补课!”
  徐鸿世预赛亚洲同志,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一位虚心耐心的教员。他原来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他是旅卫生部的副部长,每天有病人在等候着他治疗,每天有野战医院的事务待他去处理。可是,他每周总得抽出三天从十里外跑到×××来授课,他教的是旅直高级班的算术,在他的课堂内,没有一个学员不愿听讲,因为他的讲授方法很活泼。比方:
  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串数字,说:“你可别*(左目右夹)眼睛,这是你丈母娘送你的压岁钱,一万七千八百……”
  他说:“供给部发下棉衣一千四百套,交给管理员,管理员赶着驴子边走边瞌睡,一不留心,驴子跌进小沟里,湿了一半的四分之一,问湿了多少套?没湿的又有多少?”……
  在运动的进行中,我们团结了组织了站在前列的战士,打垮了一切落后的现象。
  很多干部和战士,在常识方面,懂得夏天下“冷子”(雹)的道理,懂得煤油的特性——蔓延性,懂得“来复线”对于子弹发射的作用……我们供给部的政治委员周待旦同志到今天还照常作文,他对我说:“屠格涅夫的‘麻雀’和那篇——鲁迅作的‘天上地下’我最喜欢读。……‘素亚之死’是篇好通讯……写故事,我以为好稿,只描写人物的动作,少作心里描写……”是的,他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但由于他的勤奋,到现在,他已变成具有学习习惯的农民出身的好干部了。
  王明伦同志,一个营教导员,原来读过三年,去年还不能作文,但在六月下旬,他写了一个很好的以自己的经历为题材的故事,还加上几个小标题。他说:“茅盾的‘当铺门前’很使我感动!”
  就战斗连队来说,现在全旅没有一个干部不记日记。而在战士中就“松花”团来说,已扫除了三百字的文盲。
  仅从我旅的短期文化学习中,我们创造了无数模范学习者:欧阳家祥、周待旦、刘永源。(这是团以上的干部,“松花”与“渭水”团,因材料未完故未宣布。)而在连队中,我们有成百的模范者,们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成绩一样,是一个集体的创作。
  二、掌握运动的转捩点是一种艺术行为
  在文化运动中我们最大的缺点与偏向是不能掌握运动的转捩点,许多人把这一运动当作文化突击,以致发动的异常热烈,但中间经过一度意外军事行动便使热情凝固。这使我们得到经验:文化运动应不同于文化突击,在学习上是不能用突击的方式的,而应当把这种炽烈的情绪引导到持久的巩固的程度,以造成学习空气与学习习惯。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到下面一些问题:
  第一,教育工作必须与行政与党的工作配合,贺司令员说过:“生产与教育,对后方部队说来就是战斗任务。”一切战斗任务如果要胜利完成,必须经过党的支部工作与行政工作的保证。譬如,×团总支在文化运动中曾两次发出文字指示,×支部曾订出每周如何保证文化学习的工作日程,对于缺课干部曾进行口头批评,如与莫范章等同志谈话。又如×团刘副团长亲自督促团直干部到课,曾给予了干部战士以极好的影响。在旅直干补学校的组织机构上,明确地规定,以宣教科为该校教务处,转之以直属工作科为该校训育处——其业务范围是以党的支部的力量切实保证教育计划如期完成,平时考查党员学习情绪,适时进行动员及调剂学习情绪,并积累材料作党员学习一项的月终鉴定。且以军政首长如主任、参谋长等组织校董会。所以,这几个单位所收获得的成绩较大。只有与行政的党的工作配合,文化教育才能为干部中一个热烈的群众运动。我们应记取这个经验。
  第二,建立严格的学习制度。军队中的工作,由强制而转为自动,常收奇效。严格的学习制度就是使学习在开始时虽为强制的,以后会使它逐渐变成自动的。测验与放榜可以刺激上进心,可以采用。学习纪律一定要使它不成为空洞的条文。
  第三,教员会议必须不松懈地定期进行。教员会议不仅可以使教员能互相交换经验,而且能使之互相激励。譬如×团二营有一个时期,对战士识字本、干部日记的修改与检查不够;不公布成绩;宣教股对营上的测验卷子迟迟不发下,皆曾影响到运动的停滞。原因是某些教员不安心工作,然而,不久就克服了。那是由于教员会议频繁地举行了几次的缘故。
  第四,发动“文化互助”,培养大批“小教员”。使各个分散驻扎的单位,能够由“小教员”的帮助,同样不致被抛到圈子以外。同样也能消灭学习的“死角”——火力射击不到的地方。
  第五,不要忘记有组织地进行娱乐工作。我们某些连队曾利用了“扑克”进行了阿拉伯数字的识字教育;这样,愉快了他们的身心,而且也使他们在学习上得益。
  第六,活跃反映这个运动的通讯工作。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我旅在三月中发出通讯新闻稿件二百九十八篇,登出一百三十三篇,对于这个运动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鼓舞了干部与战士的写作热忱,激起他们的写作欲。
  一九四三年一月
  (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
  

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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