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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汉唐帝王陵

作者:李健超





        
  一、西周王陵
  文献记载西周王朝和它的前朝商代一样,帝王葬式亦“不封不树”①,在地面上“皆无丘陇”②。实地考古发掘也从未发现过西周王陵的封土遗迹,因之也可以证明这些记载是确实可信的。
  史记载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死后均葬于毕原③,但因地面上“不封不树”,没有留下标记,关于毕原及墓葬的确切位置,长期以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毕在渭河南镐京附近。“毕在镐东南杜中”④。镐指西周的镐京,遗址在今长安县斗门镇附近。杜指周时的杜伯国、秦代的杜县,即今西安市杜城村附近。《括地志》记载周文王、周武王陵在唐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唐万年县治长安城中,其西南二十八里即唐长安城西南二十八里。其位置和距离与司马迁所说大致相符。另一种说法认为毕原在咸阳北。《史记·鲁周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周公墓在雍州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这与前述《括地志》云毕原在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其实此说乃承自由来已久的讹传,早在三国时的《皇览》就已指出其误:“扶风安陵县西北大冢,人以为是周文王陵,非也。”后来历代学者对此也都有所辨正⑤。
  除此之外,还有户县说。《汉·刘向传》颜注引臣瓒语曰:“《汲郡古文》‘毕西于丰三十里’。”毕既然在丰西三十里,当然在户县。不过这仍应认为是在丰镐附近。
  从夏商以至于春秋、战国,中国古代都邑附近都有天子(王)和诸侯的陵寝,周代的丰镐附近亦应如此。司马迁去周不远,“毕在镐东南杜中”应较为可信。清末至今在西安附近出土唐代墓志中,现知有14块墓志记载死者葬在毕原,可藉以探明毕原所在。现将这14块唐墓志列为表1,从表中4件有确切出土地点的唐墓志得知:今长安县韦曲镇东北的李(里)王村、三爻村,韦曲镇西北的塔坡村都在毕原的范围之内。没有出土地点的10件唐墓志,分别指明毕原在长安城南、万年县毕原、长安县毕原。万年县与长安县的分界是唐长安城朱雀门大街并沿此向南延伸至终南山,此线以东为万年县,以西为长安县。1980年三爻村东建安建材厂出土4件唐墓志,有3件记述死者葬于“鸿固乡”,1件为万年县毕原。由此可知凡记载万年县鸿固乡毕原的墓志均应距三爻村不远。天宝十四年葬于长安县永寿乡毕原的韦琼墓志云:“南依太乙,北带皇城。”说明永寿乡也在唐长安城南。据大中九年十二月陈鸿为亡妻武氏建于永寿乡姜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唐永寿乡有姜村,唐代有许多村名被沿用至今,现西安市南郊三爻村西、杜城东北有姜村,南距塔坡村约1.5公里,所以今姜村也应包括在毕原范围之内。
  上述几处可以明确的地点北距今西安城约十五至二十里,这与《括地志》、《元和郡县志》称毕原在万年县西南二十里存有一定差距。从万年县廨所在的宣阳坊算起,向南微偏西二十八里,抵万年、长安县分界线,即韦曲镇之南的神禾原,而神禾原从未出过一件有关毕原的墓志。如果量测的方向西偏,就要进入唐长安县境,即长安县(2002年长安县改为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一带。前举两件唐代墓志足以说明唐长安县也确辖有毕原的一部分。长安县郭杜镇一带高亢的原上,土原水深,宜于作早期的墓葬,这里又西距镐京约二十里,东北距杜城约十里,符合“镐东南杜中”的记载,所以这一带很可能是周文王、武王和周公的陵墓区。
  《史记·周本纪》载西周共12王,除文王、武王、周公葬于毕外,成王以下十王中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厉王在共和十四年死于彘(今山西境);其余八王均未载明葬地。至于后世误传位于今咸阳市北之周成王、周康王陵,实为汉帝王陵之陪葬墓。
  二、秦公墓与秦始皇陵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避犬戎之难,由镐京东徙洛邑。秦襄公将兵救周有功,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岐以西之地。从秦襄公(襄公八年)立国至秦王子婴被杀,秦先后三十六公(王、皇)均建都关中,死后也都葬于关中。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历代秦公(王)居葬之地情况如下:1.秦襄公立国至秦献公二年,秦国的政治中心在今甘肃省的陇东及关中西部。襄公、文公死后葬于西垂,西垂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2.秦宪公二年徙居平阳,平阳在今宝鸡县阳平附近。从宪公至德公徙居雍大郑宫止,有三公40余年居平阳。宪公、出子、武公葬于衙和宣阳聚东南(一说雍平阳)。3.秦德公元年卜居雍至献公二年徙都栎阳,有20位君主294年建都雍城,在此间虽然秦灵公居泾阳,但是20位君主(包括不享国的夷公、昭子,共22位)死后均葬于雍城南。4.秦献公二年徙都栎阳至秦孝公十二年约20余年都栎阳。秦献公葬嚣圉,孝公葬第圉。5.秦孝公十二年徙都咸阳直至秦王朝灭亡,咸阳作为秦国都城共145年,秦孝公以下五王一皇帝及秦二世、子婴葬咸阳附近。显然,秦国君主的葬地,除襄公、文公葬西垂外,绝大多数集中于关中的两个区域:一个是以雍城为中心包括平阳在内的关中西部;一个是以咸阳为中心包括栎阳在内的关中中部,而尤以雍城附近为多。
  关中西部雍城附近的秦公墓在哪里?从文献记载来看,秦宪公和出子均葬于衙。据《史记·秦本纪·正义》:“《括地志》‘秦宁公(即秦宪公)墓在岐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纪》云:‘秦宁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陈仓故城在今宝鸡市卧龙寺火车站,由陈仓故城向北略偏西约三十余里有“灵山”,位于今凤翔县城西,秦雍城西北,“灵山”疑为“秦陵山”之讹传。其实“灵山”并非峻拔挺秀的山峰,只不过是黄土质的山前洪积扇。灵山东南与黄土台原相连接,界限不明显。由于“灵山”之西为千河河谷,“西山大麓”只能是“灵山”东南的“三畴原”。这里原面完整平坦,黄土层深度在80~120米。土原水深适宜于墓葬。秦宪公子秦武公。《史记·秦本纪》:“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正义》云:“岐山县有阳平乡,乡内有平阳聚。《括地志》云:‘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公徙都之处。’”今岐山县西南四十余里有阳平镇属宝鸡县。1978年阳平镇西北的太公庙村出土秦公钟及秦公镈,考古工作者鉴定为秦武公时期的铜器,进一步证明这里就是秦武公时代的平阳。那么秦武公所葬的雍平阳当距雍和平阳不太远的地方。平阳在渭河北岸二级阶地上,地势较低,平阳北1公里即为三畴原应是比较集中的秦公墓葬区。
  西省雍城考古队在三畴原上、凤翔城南的南指挥探出大墓43座,探明其中10座陵园有规整的隍壕,3座陵园的隍壕已发现线索尚未全部摸清。每座陵园由不同数目的大墓组成,其中“秦公一号大墓”,是雍城秦公陵园中已探出的陵墓中最大的一个,规模比殷王陵要大得多。
  秦献公迁都栎阳,秦孝公由栎阳迁都咸阳。献公葬嚣圉,孝公葬第圉。嚣圉不详所在。关于第圉,《水经注》卷九:“白渠又东支渠出焉,东南经高陵县故城北,又东经栎阳城北。白渠又东经秦孝公陵北,又东南经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陂。”由此可知秦孝公陵所在的第圉应在栎阳城东与居陵城之间,栎阳即今临潼县东北武屯镇东北,居陵城未详所在。秦孝墓葬在地面之上有无封土堆,尚不能肯定。
  公元前350年,秦国的政治中心徙居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秦国君主的墓葬也相应移到咸阳附近。秦国君主原称“公”,至秦惠文君十三年始称“王”。“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⑥。秦惠文王始称“陵”,惠文王“公陵”也是目前所知关中地区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大丘陇。“公陵”和悼武王的“永陵”皆在秦都咸阳西北、今咸阳市东北。《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武王冢,非也。周武王冢在杜中。”《正义》引《括地志》:“秦悼武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⑦《皇览》所说的安陵是汉惠帝安陵县,安陵县城故址在今咸阳市韩家湾乡白庙村。据《汉·哀帝纪》记载:建平二年,哀帝“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渭城即今咸阳市窑店镇附近,义陵在今咸阳市南贺村,正在窑店西北。所以,今南贺村义陵附近应为秦公陵所在。
  从秦武王以后至帝太后其间,先后有悼太子、宣太后、昭襄王、唐太后、庄襄王和帝太后葬于芷阳⑧。芷阳是秦县名,史籍关于芷阳城的具体位置和芷阳县的记载含混不清。史籍记载较早的是《水经注》,但《水经注》载有相反的两种说法,一说芷阳在今西安市东灞河西岸白鹿原畔,此说又见《史记·秦本纪·正义》引《三秦记》;一说认为霸水之东骊山西麓是芷阳。《史记·秦始皇本纪》“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芷阳”条《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庄襄王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谓为子楚。始皇陵在此,故亦谓为见子陵。”《括地志》所说之新丰即今临潼县新丰镇,其西南三十五里,大致在今临潼骊山西麓,如果说芷阳在霸水西,则其间(新丰至芷阳)的距离要达到五十里。再者,《史记·秦本纪》更明确记载宣太后葬芷阳骊山,而骊山在霸河东北。此外,水北、山南为阳是中国古代地名的通则,霸水古名滋水⑨,自蓝田县城至西安市东北光太庙,流向为东南西北,芷与滋古音甚近可互通。所以所谓芷阳当即以地在霸水之北(东北)得名。假若这样推论能够成立,那么芷阳(亦即汉霸陵、北魏霸城)县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霸水之西。今临潼县骊山西麓朱家口一带确实存在着古代大型墓葬区。冢底村东西各有一座土冢。西土冢上圆下方,相对高度6米。东土冢相对高度约5米。朱家口北有武家沟,村北土冢相对高度5米。朱家口东北三冢坡村东北200米,有土冢相对高度11米。三冢坡原有三冢,另二冢已被毁。这些残存的土冢经风雨所侵,已非原貌,也不像刘向所说“及秦惠文武昭严襄皆大作丘陇”。甚至于有些土冢仅在地面上保留着并不明显的夯土痕迹。如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朱家口东范家庄北发现两座秦先王墓⑩,经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潼县文管会勘查发现范家庄北的夯土遗址是一处大型帝王陵园,并定名为一号陵园(11)。陵园出土有带“芷”字的陶片和一批战国时期秦国典型的遗物,因此推测一号陵园可能是昭襄王和庄襄王或者其中之一与皇后的合葬陵。从今朱家口一带地面勘查和钻探情况分析,这一带应有三个或四个大型秦王陵园(12)。
  秦孝文王与华阳太后合葬寿陵(13),论者多认为在芷阳(14)。即与昭襄王都在东陵之内。陈直先生在《史记新证》一中也主此说。《史记·吕不韦传》正义也认为“孝文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万年县治唐长安城,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市,西安市东北二十五里(唐里约同今华里)大致也在临潼县朱家口一带。果如此,则与另外一些史籍记载相矛盾。《史记·吕不韦传》:“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由于华阳太后无子,庄襄王尊为所母,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华阳太后已与孝文王合葬寿陵,则夏太后独葬杜东。杜指杜县,汉宣帝以前在今西安市南杜城村。杜东应即杜陵原上,亦称少陵原。在夏太后葬后160余年恰恰汉宣帝葬在杜陵,杜陵附近之杜陵邑有户三万,这真可谓未卜先知。《史记正义》也说“夏太后陵在万年县东南二十五里”,约其里至,也应在杜陵附近。夏太后葬在杜陵原上,向东北看就是芷阳庄襄王陵,正合“东望吾子”。设若如前所述,寿陵在骊山西麓的芷阳,夏太后怎么能“西望吾夫”呢?所以说孝文王的寿陵应在杜陵之西或西北,夏太后才能“西望吾夫”。杜陵西或西北有无秦代王陵呢?《长安志》卷十一尖冢条:“《两京道里记》曰:‘在通化门外二里。’《皇览》云:‘是吕不韦冢。’《三辅旧事》云:‘是子楚母冢。’皆非也。其冢制度广大,岂人臣所宜。据韦述《两京记》云:‘秦襄王寿陵……’”“沅按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孝文王葬寿陵,庄襄王葬芷阳,则寿陵孝文王陵,此云襄王盖误。”《长安志》所说的“尖冢”在长安通化门外二里。也即今西安市东郊韩森寨之韩森冢。《长安志》否定了尖冢是“吕不韦冢”或“子楚母冢”而肯定了《两京记》所说的是襄王寿陵。但寿陵在先秦王陵之中是专有名词即孝文王的陵名,如果系之于襄王,究竟是昭襄抑或庄襄就不得而知了。更何况昭襄王和庄襄王俱葬于芷阳,《史记》都有明文记载,故《两京新记》秦襄王寿陵当为秦孝王寿陵之讹,元李好文在《长安志世预赛亚洲》卷中已指出“秦寿冢讹为韩生冢”。如果说韩森冢为孝文王寿陵之说可以成立,那么就符合夏太后“东望吾子,西望吾夫”之说,因韩森冢恰在杜陵的西北。
  关于秦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归葬芷阳问题,本无疑问。但《长安志》卷一一万年县“永安坡”条载:“永安坡在县南二十五里,周七里。《十道志》曰‘秦葬皇子起北原上,因名皇子陂’。”这个皇子是谁?《长安志》并未说明,但清毕沅却注释说这就是秦悼太子冢。今按此地秦汉时均不属芷阳范围,因此毕沅之注不能成立。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省平乡县),归葬今临潼县东5公里的骊山北麓。史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15)。据探测得知秦始皇陵园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城垣,内城周长2523.4米,外城周长6294米。陵墓在内城的南部中心。
  公元前207年,秦二世胡亥被丞相赵高逼死望夷宫,“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秦宜春苑包容有唐曲江池在内,今曲江池西南有古冢,冢旁尚立有清毕沅秦二世墓碑。
  秦代最末一个皇帝子婴当了46天秦王,即投降了刘邦,一个多月后被杀。子婴葬于何地史无记载,传说今临潼县新丰镇西之大冢为子婴冢,1966年,才发现这个高8.6米的大冢是唐代被追谥为“奉天皇帝”的靖德太子的陵墓(16)。
  三
  西汉11个皇帝的陵墓都分布在长安附近高且平的“原”面之上。除文帝霸陵与宣帝杜陵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和少陵原外,其余9个帝陵均位于渭水北岸的咸阳原上。此外,还有四个西汉帝后陵域,这就是高帝父亲的万年陵、文帝母薄太后的南陵、昭帝母钩弋夫人的云陵以及未曾完工和使用的成帝昌陵。所以,长安附近共有15座西汉帝后陵园。
  西汉帝陵的位置从文献记载到地面之上的高大山陵都是很明确的。到宋代文献记载开始混乱,对咸阳原上的9个帝陵以及陪葬的500多个大大小小的冢陵就分辨不清,再加上秦惠文王及悼武王陵(以前讹为周文王陵、周武王陵)错落其间,就更难以确指。清乾隆年间,西巡抚毕沅于每个陵前树立碑石,标明陵名,实际上多数是张冠李戴。后来的研究者,以讹传讹,甚至还增添了一些错误(17)。根据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实地考察(18),将汉代帝陵所在位置及在地面之上的规模列为表1。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部,附近是陂陀起伏的高原和地势低平的平原。渭河北岸与泾河之间是东西横亘的咸阳原,东南浐灞之间为白鹿原,白鹿原之西浐河和潏河之间为鸿固原,长安城东去函谷关的大道上有铜人原。西汉诸帝陵都营造在这些高亢的原面之上,这可能由于原上黄土深厚宜于埋葬,同时地势高亢,有高屋建瓴之势,立地顶天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
  西汉陵园布局最初是沿袭“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中国古代“族墓”制度。以高帝长陵为中心,惠帝安陵在长陵之右,景帝阳陵在长陵之左,而武帝茂陵又在右。但武帝之后,不再按昭穆之制,平陵、渭陵、延陵、义陵、康陵错落于安陵与茂陵之间。
  西汉每个陵园之内的布局大致都是由陵墓、陵园、寝庙、陵邑、陪葬墓组成一个陵区。帝陵和后陵都在陵园的西部,陪葬墓都在陵园的东部或东北部,供奉陵园的陵邑也都位于帝陵的北部或东北部。这种布局还是沿用中国古代西南为尊长的礼制。
  西汉帝陵除汉文帝霸陵依山为陵外,余均为封土夯筑而成,陵底和陵顶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从地表形态上可分为二种。一种为平地起冢,状如覆斗;另一种在陵上中部内收成台,如平陵、康陵、李夫人墓等。虽然西汉诸帝陵的高度都有定规,但两千余年来风雨所侵,人为平毁,已非原貌。
  根据文献记载,西汉帝后陵内之建筑和随葬品都是很奢华的。《汉旧仪》载:“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方内,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敛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皇览》云:“……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杂物,扦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西汉帝陵玄宫及随葬品的实况虽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实,但从咸阳杨家湾4、5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兵马俑,以及茂陵东1号冢出土的一些贵重文物来看,陵内的物藏应该是十分丰富的。史载赤眉军从茂陵中取“陵中物不能减半”,直到西晋时仍“朽帛委积,珠玉未尽”(19)。
  西汉实行帝后同茔合葬制。《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这同今地面陵冢现状完全相符。每个帝陵都有同茔不同陵的皇后陵存在(个别是低于皇后的夫人或妃墓),皇帝陵和皇后陵的位置,帝西后东者有之(20),后西帝东者亦有之(21),其中关系尚待研究。
  汉元帝傅皇后按同茔合葬制应与元帝同葬渭陵。《汉·外戚传》:“元寿元年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论者因之谓今汉元帝渭陵东北约300米处,有一片东西约150米、南北约100米的高地,明显的是被削掉的冢墓的残存,当地群众叫塌陵,这应是合葬渭陵的傅皇后墓葬。但《水经·渭水注》载:“水南有定陶恭王庙,傅太后陵。元帝崩,傅昭仪随王(恭王)归国,称定陶太后,后十年恭王薨,子代为王,征为太子,太子即帝位,立恭王寝庙于京师,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寿元年傅后崩,合葬渭陵。潘岳《关中记》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共陵地。诸侯皆如之。恭王庙在霸城西北,庙西北即傅太后陵。不与元帝同茔,渭陵非谓元帝陵也,盖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与元帝齐者谓同十二丈也。王莽奏毁傅太后冢,冢崩压杀数百人,开棺臭闻数里。……今其处积土犹高,也谓之增墀又亦谓之增阜,俗亦谓之成帝初陵处,所未详也”。郦道元不仅肯定傅太后陵在渭河南,而且还说在当时(北魏时)“积土犹高”。按照郦道元的记述,傅太后陵在渭河之南、灞河以东,在这一相关位置上,今西安市东北新筑镇西南之上双寨(原名上方寨),有大面积夯土层,从万分之一地形世预赛亚洲上可以清晰判断出是一座大的陵墓遗址。至于郦氏所说:“俗亦谓之成帝初陵处,所未详也。”他当时并没有弄清楚傅太后陵与汉成帝所筑之昌陵并不在一地,汉成帝昌陵在傅太后陵东南约5公里的吕家堡北,许王村东南,当地群众称“八角琉璃井”,今仍有基址残留(22)。
  在西汉帝后陵中,太上皇陵、长陵和安陵,帝后似为一个陵园。阳陵及以后诸陵,帝后分别各置陵园,周长约1600米,筑有夯土墙,每面中央各开一门,阙门宽10米左右,陵墓置于陵园中央。陵园内或附近有寝和便殿,在离陵较远的地方或长安城内立庙,以便“日祭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23)。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西汉一个朝代在皇帝陵墓附近设立陵县。它的性质和作用一是为奉山陵,二是继承秦制为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24)。汉代陵邑县开始于汉高祖长陵(25),以后陆续设邑的有安陵、南陵、霸陵、阳陵、茂陵、云陵、平陵、杜陵共九个陵县。汉元帝时废除陵邑制度。过了30多年汉成帝又恢复起来。《汉·成帝纪》,鸿嘉元年“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二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昌陵邑在新丰县的戏乡,具体地点有待于考察。
  西汉陵邑城在地面上保留有城垣遗迹的有长陵城、安陵城和云陵城。阳陵邑、平陵邑已发现遗址。
  汉长陵故城汉高后六年六月建(26)。在长陵和吕后陵北,平面为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南、西、北墙均系夯筑而成,无东墙。为什么长陵城无东墙呢?《长安志》卷一三引《关中记》:“长陵城有南北西三面,东面无城,陪葬者皆在东。徙关东大族万家以为陵邑。”这说明由于长陵城东有大量陪葬墓,所以无东城墙。(见本集26页世预赛亚洲片008)
  汉安陵城惠帝时置,《关中记》云:“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善为啁戏,故俗谓之女啁陵也。”安陵故城在安陵北900米,今白庙村,城呈长方形。
  云陵城汉昭帝时置(27),故址在云陵北500米,平面呈长方形。
  其他陵邑的位置、规制等情况尚待勘察。茂陵邑城,在60年代以前,论者多以为在茂陵东豆马村,误。豆马村北有汉代成国渠遗迹。《水经注·渭水注》成国故渠“又东经汉武帝茂陵南……故渠又东经茂陵县故城南”。汉茂陵故城应在豆马村北汉成国渠北。历年来豆马村出土的汉代建筑遗址及砖瓦、水道管等应是陵园(疑为昭帝平陵)之建筑物。
  陪葬墓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当首推西汉。每个陵区的东部都有一个庞大的陪葬墓区。陪葬墓中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28)。外形分为:覆斗形、锥形和山形三种。其中锥形最多,覆斗形次之。山形是有具体象征的,如汉武帝茂陵陪葬墓卫青、霍去病墓像庐山和祁连山,就是为纪念他们在那里的战功而兴建的。长陵陪葬人数之多,格局之严整在诸汉陵中最为典型。陪葬区由陵园东门(司马门)一直到泾河岸,绵延十五里。100多个陪葬墓中现在还有70多个墓冢位次排列整齐有序(29)。
  四
  从西汉王朝的覆灭到隋王朝的建立,其间将近6个世纪,前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在关中建都。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陵墓,或是由于他们的游牧习俗实行“潜埋”(30),或是戎马倥偬之际,国力有限,无力营造浩大的陵园工程,所以仅仅在历史文献上保留了一些简单的纪录。
  匈奴族刘曜建立的前赵,从平阳迁都长安,仅11年即被后赵石勒俘获杀于襄国(河北邢台西南)。氐族建立的前秦从苻健称帝到苻坚被后秦所灭也只有33年。苻坚被姚苌缢死于新平佛寺中。《元和郡县志》载“苻坚墓在县(新平)东南二里”。今彬县城西南15公里的一片低洼土濠内,有一形状像一个角锥体的土堆(一头高为3米,东西长7米,另一头高2米,东西长3米,墓南北宽为21米,是一横宽纵狭的平面),群众称为“长角冢”,是苻坚墓。继前秦之后的羌族后秦政权,从姚苌称帝到姚泓被东晋刘裕所灭,共三帝34年。《晋·载记》载姚苌墓称原陵,姚兴墓曰偶陵。《元和郡县志》载姚兴墓在高陵县东南13里,未载姚苌墓;《太平寰宇记》载“三主冢”在高陵县东13里,当即指姚苌、姚兴墓。至于姚苌之父姚弋仲墓在天水冀县,姚兴子姚泓被斩于建康(今南京市),关中无他们的陵墓。
  鲜卑族人建立的西魏政权从文帝大统元年起至泰帝二年被北周宇文觉废止,只有22年都长安。《北史》记载西魏文帝元宝矩葬于永陵。《长安志》载“西魏文帝陵在(富平)县南二十五里”。宋游师雄绍圣元年(1094)《普宁寺题名》亦指明此为西魏文帝陵。然在宋代即有人误指此陵为北魏孝文帝陵,对此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历代帝王陵寝》条已有辨正。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原吐谷浑人)徙居秦州,自尽以后,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废帝时合葬永陵(31)。文帝的悼皇后(蠕蠕人),初葬于少陵原,后合葬永陵。西魏恭帝元廓葬地未详。
  取代西魏而建立北周政权的宇文氏是铁弗匈奴,从宇文觉称周天王起至静帝大象二年被废止,共有五帝25年。如果加上为建立北周王朝打下基础的宇文泰,就有六世。宇文泰葬成陵(32),《元和郡县志》富平县下载陵在“县西北十五里”。周武帝宇文邕与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的孝陵,位于咸阳市底张镇陈马村东南约1000米,1994到1995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宇文泰的第十四子,宇文邕之弟冀国恭康公宇文通以及其母冀国太夫人乌元浑氏,还有宇文泰之妃权氏的墓葬发掘,可以确定咸阳北原是北周皇室墓葬区,同时也为探索北周孝闵帝静陵、明帝昭陵和宣帝定陵提供了重要线索。
  周宣帝死后,杨坚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仍立都长安。
  隋文帝葬太陵,亦称泰陵,与独孤皇后“同坟而异穴”(33)。《元和郡县世预赛亚洲志》卷二武功县下载“隋文帝泰陵,在县西南二十里三畴原上”。太陵在今杨凌区西约5公里的张上村北,在渭河北岸二级阶地上,陵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陵顶部平坦。东西长48米,南北宽38米。陵底部已被破坏了3~5米,残存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60米。陵四周有陵园遗址残迹,陵东南0.5公里还有隋文帝祠遗址(34)。隋文帝“务存俭约”,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泰陵的规模看,隋文帝起初并没着意为自己营建浩大的陵域,只是在独孤皇后死后,才令人择地略加营筑。有关泰陵的营建详情尚待进一步考察。
  隋炀帝杨广葬在扬州城外。恭帝葬处不详,以往传说的今咸阳隋恭帝陵,实乃汉哀帝义陵。
  五
  建都在长安的唐王朝共有18个皇帝葬在关中渭水以北,西从乾县东至蒲城绵延100多公里的黄土台原北部的岛状山丘上(见表2)。
  由于秦汉诸帝陵和诸陵邑占据了长安附近的咸阳原、白鹿原和少陵原,而秦岭和秦岭北麓的冲积扇上又不宜营建规模宏大的陵园,所以唐代陵墓不得不向渭北黄土原发展。在关中盆地与北黄土高原南缘过渡地带有一条从西向东或东北的一脉绵延起伏的石灰岩山丘,状如黄土海中的一列孤岛,这列孤岛因位于关中之北,故称为北山。北山西从凤翔县的灵山向东经岐山县北的岐山,乾县北的梁山,礼泉县北的九嵕山,泾阳县的嵯峨山,富平县北的金瓮山、武将山,蒲城县的尧山、金粟山,向东北直到韩城的龙门山。唐王朝的帝王陵多选择北山的山丘,以一个山丘作为一个陵园,这些孤立互不连属的山丘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居高临下,山势突兀。
  “因山为陵”,古亦有之。汉文帝的霸陵就是“依山为陵,不复起坟”。唐贞观九年李渊病死前遗诏“其陵园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35)。但李世民却下诏“山陵制度全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这一诏令引起了群臣的争议,秘监虞世南上疏反对,举出汉文帝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敞”。建议薄葬(36)。李世民最后采纳了房玄龄的折中意见,以东汉光武墓高六丈的制度来营建献陵。献陵仍为一覆斗形,实测陵高21米,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20米,完全用夯土筑成(37)另外还有柏城和封城两大部分。
  李渊埋葬的第二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病故前曾对唐太宗要求,“诸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无用棺椁,所需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38)。这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以九嵕山为陵。李世民以山为陵,“俭约薄葬”的主要用意是怕以后被盗,为了使奸盗息心(39)。唐太宗和汉文帝一样,尽管侈法俭约,实际上工程量之浩大,随葬品之丰盈都是很惊人的。昭陵“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有五重石门”。据《新五代史·温韬传》所载,“宫中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世预赛亚洲”。
  既然从唐太宗开始“以山为陵”,那么为什么后来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僖宗的靖陵又恢复和献陵一样的覆斗形的土冢了呢?敬宗在位仅三年,武宗在位仅六年。僖宗也是当了六年皇帝,而且在此期间黄巢农民起义军曾占领过首都长安。唐王朝已面临土崩瓦解。或许是时间和钱财制约着他们没有能因山为陵。因为列朝“约锦缔金银之饰,禁奢华雕丽之工,皆例作空文”(见《全唐文》卷七六八六僖宗《遗诏》),实际上开山为穴,工程可能更大。
  唐陵的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的“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的建制设计的。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府机构)。外郭城从东南西三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唐陵的建筑也分三部分。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无论是依山为陵或覆斗形高坟厚垅,都显得巍峨高耸,这就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在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造方形小城,城周有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献陵四门为八虎),城四角有角楼,南面为正门。关于玄宫的情况,从文献记载看昭陵的玄宫建筑是在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架设栈道,栈道长400多米(230步),文德皇后先葬于玄宫,而栈道并未拆除,就在栈道旁之山上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像对待活人一样侍奉皇后。待唐太宗葬毕方拆除了栈道。玄宫深75丈,有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除昭陵外,其他依山为陵的唐陵,大都由山下凿成石阶梯或台阶,达于墓门,埋葬之后拆除台阶一无形迹,“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
  唐陵南门正门,门外还有两道门阙。第二道门阙外有华表、朱雀、伏马、翁仲(石人)等石刻,象征天子出巡的仪仗队,犹如长安皇城中的三省、九寺等衙署。第二道门阙与第三道门阙之间分布着功臣密戚的陪葬墓,星罗棋布,如同长安外郭城中之坊里。除了内城南门之内有献殿,是节日纪念死者的地方外,各陵的西南面都还有“陵下宫”,是守陵官员和宫人居住的地方。九嵕山西南坳里有个皇城村,村东田野里是一片瓦砾堆。按《长安志世预赛亚洲》卷中《唐昭陵世预赛亚洲》瑶台寺正当昭陵南方偏西,而昭陵的“陵下宫”在瑶台寺左侧(40)。皇城村东的瓦砾可能就是当年“陵下宫”的所在地。
  唐陵的范围大小有异。《长安志》载昭陵、贞陵封内是一百二十里(周围),面积约30万亩,是国内最大的帝王陵园,乾陵是八十里,泰陵是七十六里,其余十三陵封内均为四十里。唐长安城周长约七十里,相当于泰陵的陵园,而小于昭陵、乾陵和贞陵。
  皇帝陵前矗立大型石刻开始于东汉。唐高祖献陵前有石虎、石犀和华表各一对,数量很少。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人像等,石刻开始增多。乾陵开始,石刻的品类、数量都远远超过献、昭二陵,并且形成了一套制度。乾陵内城四门外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南60米有石人10对,(乾、定、桥三陵与以后十三陵石人的排列和佩挂不同),再向南130米为石马五对,再南95米,鸵鸟一对,再南235米为翼马一对,再南284米为华表一对。北门之北又有立马六匹(景、简二陵北门外有小型石狮二对)。乾陵、泰陵和崇陵南门外陈列石刻人像群,乾陵为61,泰陵和崇陵各为8尊,这些石像多系王宾,至今乾陵61尊能够辨识者有木俱罕国王、于阗国王、吐火罗王子等7人,而泰陵仅存3人,崇陵只剩1人。此外,唐陵陪葬墓也保存了大量石刻艺术品。
  唐代帝陵中仍遵循先代旧规以功臣密戚陪葬。不过高祖李渊贞观九年葬于献陵时,并没有明确规定。到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才颁诏曰:“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葬地,并给东园秘器,事从优厚。”(41)唐献陵的23座陪葬墓都是在此以后陪葬的。后来唐太宗又在《赐功臣葬地诏》中规,定“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所见”(见《全唐文》卷八)。就这样从献陵开始由赐地陪葬发展到了勋戚子孙从葬。陪葬墓最多者为昭陵167座,献陵67座,乾陵17座,定陵和桥陵各15座。中唐以后渐次稀少,以至于文献没有记载(42)。
  陪葬墓的分布并不像汉代陵墓皆集中于帝陵之东或东北,而是随着地形的特征而不同。献陵集中于陵的东北一隅,昭陵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乾陵集中于陵东南。崇陵和光陵东西均有,其他陵由于陪葬者不多,位置各异。至于排列顺序并不是像《唐会要》所云“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如昭陵已知墓主姓名的57座陪葬墓基本上是按埋葬的时间先后由北而南,既不分文武,也显示不出职位的高低。陪葬墓的大小和形状,也不尽如《唐会要》所载“坟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唐初虽大体如此,而后就不按规定了。其外形大致可分为五种。一、覆斗形。为太子或有殊勋的上层人物如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常乐公主、阳城公主及李宪惠陵。二、依山为墓。仅见于昭陵的新城公主和魏征,无封土。三、圆锥形。为宗室诸王、妃嫔,公主、驸马及文武大臣。四、山形。俗称“三连冢”。昭陵的李靖和李勋墓。五、二冢相连墓。俗称“并蒂形墓”。崇陵有五座,无墓碑,亦无记载。至于从葬墓昭陵和乾陵已发掘十几座,与历史记载相符。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4期)
  ①《易·系辞》。
  ②《汉》卷三六《楚元王传》。
  ③《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览》《史记·周本纪》末太史公语。
  ④《史记·周本纪》末太史公语。
  ⑤程大昌《雍录》、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历代帝王陵寝》、毕沅《长安志》注、孙星衍《皇清经解》、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辩》等。
  ⑥《史记·秦始皇本纪》。
  ⑦《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与《秦本纪》所引《括地志》中抵牾。
  ⑧《史记》之《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吕不韦传》。
  ⑨《水经·渭水注》。
  ⑩张海云、骆希哲:《秦东陵勘查记》载《文博》1987年第3期。
  (11)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12)据史籍记载,有秦昭襄王,也许宣太后和悼太子也各为一个陵园。
  (13)《史记》之《秦始皇本纪》《吕不韦传》。
  (14)骊山学会《秦东陵探查初议》载《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15)《史记·秦始皇本纪》。
  (16)赵康民:《秦子婴墓之讹》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17)拙著《成国渠及沿线历史地理》。
  (18)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李宏涛等《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李健超《被遗忘了的古迹——汉成帝昌陵、汉傅太后陵、汉霸陵城初步调查记》,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咸阳市博物馆《汉安陵的勘查及其陪葬墓中的彩绘陶俑》,载《考古》1981年第5期。姚生民《汉云陵·云陵邑勘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刘庆柱等《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载《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第6期。石兴邦等《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载《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刘庆柱《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载《考古》1984年第10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刘庆柱等《关于西汉帝陵诸形制问题的探讨》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曾青《关于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7年第1期。
  (19)《晋,索*(左纟右林)传》《新唐·虞世南传》。
  (20)《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三辅黄世预赛亚洲》亦同上说。《汉。外戚传》:“孝宣王皇后崩,合葬杜陵,称东园。”
  (21)《后汉·礼仪表下》注引《汉旧仪》:“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以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从今地面上看太上皇陵的后妃墓,惠帝安陵之张皇后墓,武帝茂陵之李夫人墓,元帝渭陵的王皇后陵墓均在陵西,合于“西园后陵”之说。至于昭帝平陵与上官皇后陵的位置至今还有争议。
  (22)关于傅太后陵及成帝昌陵有关情况别详拙作《被遗忘了的古迹》见本集166~173页。
  (23)《汉·韦贤传》。
  (24)《汉·地理志》。
  (25)陵邑之设虽始于汉高祖刘邦。但秦始皇时的丽邑已为陵邑之滥觞。始皇初即位即穿治丽山,十年秦置丽邑,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丽邑。
  (26)《汉·高后纪》。
  (27)《汉·地理志》。
  (28)《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引《汉律》。
  (29)石兴邦等《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30)《宋》索虏传载鲜卑人慕容开时谈到索虏的风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之者”。实际上不仅鲜卑人的风俗如此。如羯族后赵石勒的母亲王氏死后,“潜窆山谷,莫知其所”,而又“虚葬襄国城南”。石勒死后“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晋·石勒载记》)。南燕的慕容德也“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晋·慕容德载记》)。西魏文帝乙弗后在天水麦积山石窟寺的佛窟后修建墓室。北齐高祖高欢死后,秘葬磁州武安县鼓山智力寺的天宫之旁(《永乐大典》卷一三八二四引《元一统志》)。
  (31)《北史·文帝皇后乙弗氏传》。
  (32)《周》。
  (33)《隋·高祖纪下》。
  (34)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35)《全唐文》卷三《高祖皇帝遗诏》。
  (36)《通典》卷七九《大丧初崩及山陵制》。
  (37)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载《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1980年。
  (38)《旧唐·文德皇后传》。
  (39)《通鉴》卷一九四。
  (40)《全唐文》卷五二德宗《议修八陵宫寝诏》。
  (41)《全唐文》卷六《赐功臣密戚墓地东园秘器诏》。
  (42)孙迟:《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载《人文杂志丛刊》第6辑《唐太宗与昭陵》,1985年5月。

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李健超著.-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