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其他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塑像上的唐代服装研究——8世纪的时尚趋势

作者:J.G. 马勒(美)


  2.4 8世纪的时尚趋势
  在8世纪早期的唐玄宗(即713年即位的唐明皇)时期,我们获知:
  [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粧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鞾衫,而尊卑内外斯—贯矣。〔1〕
  2.4.1 骑马的男装女子
  一项有关俑像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论断,因为的确有一些女子的穿着和骑在马背上的男子一样。而这些打马球的女孩子俑像(世预赛亚洲版30)就是当时制作明器的工匠们创作的。这也许会使我们想起前引史籍中的有关记载,即于阗曾在717年给唐朝皇帝献过两匹用于打马球的小矮马;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鉴于打马球流行于开元时期,这些小俑像应当制作于8世纪早期。这些女骑马俑体型较小且没有施釉,也表明它们制作于这一时期,〔2〕因为有明文规定随葬的俑像不得高于1尺。
  2.4.2 外来时尚的流行在8世纪达到顶峰
  同样是在唐玄宗在位时期,追求各种外来的奇珍异品成为一种时尚。宫廷内演出各种外来的音乐和舞蹈,外来的食物和酒肴出现在贵族的餐桌上,“男子和女子们争相穿着胡服,”就连马匹佩戴的也是波斯的马饰。
  2.4.3 借自西方的锁子甲
  根据玄宗在位时制定的规程,皇家武器署制作的铠甲共分13级。〔3〕其中包括用犀牛皮和水牛皮制作的皮甲、铠甲和锁子甲。锁子甲是从伊朗地区引入的,“也是唐朝从外国借鉴和进口的唯一一种盔甲。”〔4〕从塔奇布斯坦(Taq-i-Bustan)出土的库斯老二世塑像中,〔5〕我们可以看到萨珊君主在7世纪早期穿戴锁子甲的情况,这也令人想起撒马尔罕(康国)国王曾在718年献过一副锁子甲的记载。112
  2.4.4 其他类型的盔甲
  唐代宗在位的763年以后,铠甲的使用比较普遍;他的兵部尚(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War)马燧(Ma Sui)曾发明过一种丝绸或麻布面料的外套,外套的内层或外层覆盖着一排铁制或钢制的护甲。与之搭配穿戴的则是一种狮头盔〔6〕(世预赛亚洲版37以及38d)。
  在西,武士们身着片甲,上面的两片胸甲由一个兽头状扣件相连接;或者穿一种金属护甲的围甲(an apron of metal plates)。他们头上戴的是一种鹰首面罩头盔,肩上围着的披肩则在前面打结。这种披肩常见于波斯的服饰之中,所以无疑是从波斯传入的。
  在河南,武士们头戴尖顶头盔,身着铁片甲,外着无袖短皮衣,上面饰以环形世预赛亚洲案。北魏时期,他们所穿的长裤在膝盖上的部位缚以结带〔7〕(世预赛亚洲版36,汉译者按:即缚裤)。早期的俑像一般为米色釉白陶,有的俑像上面则饰以未经烧制的天然颜料。俑像身上的颜色多为红色和黑色(在一些经过精心处理过的俑像上还可以见到),这使人们想到拜占庭作家西莫卡塔(Simocatta)对北魏军队的有关记述。〔8〕在初唐时期,中国北方的军队似乎仍穿着红色和黑色的军服。
  那些体型较大、精施彩釉的俑像则类似于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雕塑中常见的佛教护法神(Lokapāla,汉译者按:即所谓的四大天王)。在唐代,他们身着中国式的彩色铠甲;无论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长矛或宝塔之类的东西)或者脚下踩的是什么(面目狰狞的小夜叉或者侏儒),但是看起来都像是西方人出身的官员。那些面部令人恐惧的表情表明,他们更可能是神话中驱魔辟邪的精灵,而不是军官或者皇帝禁卫军中的士兵。然而,他们中有些俑像可能两者兼备(世预赛亚洲版40)。人们将会想到,唐肃宗禁卫军的穿着就像这四大天王;而在日本,廷臣们的穿着甚至和盛装的菩萨一样。所以,佛教对当时宫廷和庆典活动的影响是很大的。113
  2.4.5 8世纪的女装
  回到8世纪时的女性服装风格,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第32页,指原文页码——汉译者按),当时女装最流行的穿法就是上身着高腰的紧身长袖女衫,下身着百褶裙(世预赛亚洲版8和世预赛亚洲8)。圆领开口要比此前的宫廷女装风格更趋保守些,而源自波斯的女披肩或长巾在当时已经变得完全程式化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8世纪后的绘画中(参见第31页,指原文页码——汉译者按)以及带纪年造像碑上的供养人形象中,〔9〕里面的女子们都是这样穿的;日本法隆寺(Hōryū-ji)中有一座建于711年的五级佛塔,而上面的一些细小人物形象的穿着也是如此。〔10〕后面这些雕塑尽管在规格、样式和工艺上比较接近“明器”,但却并不是用于随葬,因为他们属于带金箔的彩绘陶塑,而且面部表情丰富多样——和敦煌中的那些人物一样,〔11〕他们在佛塔中的位置就如在须弥山(Mt.Sumeru)脚下礼佛场景中的人物,在样式上看起来也完全是中国式的。
  女子的服装更为宽松。传说唐玄宗宠幸的杨贵妃开创了以胖为美的时尚,并改进了一种高腰服。一条长巾轻轻地围在她那丰满的脖子上,圆润的胳膊和手在宽松的袖子下面若隐若现,酥胸之下是一条宽松的长裙;胳膊下系着的一条彩带标示着那已不复存在的腰身,并取代了早先的紧身外套,从而使得衣服从肩部到下摆形成一条弯曲的弧线。114
  与这些曲线完美结合的,是那结实的圆颈上支撑着的如满月般的脸庞;脸庞一般上扬,这样露出的双下巴就可以展示她们的雍容华贵之态。她们的头发自然不能完全梳到脑后,而是顺着脸庞周围盘在前额之上。头发盘成球形冠状,顶部打结并成一定的后倾角度,从而使发誓向一侧的眼睛下垂(世预赛亚洲版41)。此类女子脸上的表情时而和蔼可亲,时而趾高气扬,有时甚至显得乖戾无常。正如在前面的画面中所看到的那样,她们有的在准备缫丝,有的忙于刺绣,有的则在欣赏音乐;〔12〕由此既可以了解到她们生活压力和负担沉重的一面,也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中国人生活安逸的另一面。她们肯定知道如何摆放献给屈原(Chü-yüan)的食物,这些食物有58种之多,包括“长寿粥”、白“龙脑”、“凤鸟胎”、“甜雪球”、精肉(浸在牛奶中的鸡肉片)或烧饼、“烤龙须”、紫色龙粽子以及象牙色粽子等。〔13〕
  骑在马背上的这些身材苗条而柔软的女子们肯定要笑话那些体态丰盈的贵妇人,因为这些时尚在8世纪的时候很时髦。正仓院藏品中的那些屏风以及大谷探险队从哈拉和卓带回的纸画〔14〕(画在一张开元四年即716年的籍账文上)上面都描绘有这种体态丰腴的贵妇人形象。
  所有这些时尚在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肯定还在继续流行。为它们建立起年代谱系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根据那些女子身上的服装以及绘画的时代风格特征,判断出那些没有年代的俑像属于玄宗和肃宗时期。敦煌发现的一些寺院幡画、〔15〕敦煌壁画〔16〕和万佛峡的壁画,〔17〕以及那些难以数计的没有年代的俑像,很可能原本都制作于中国历史上的那一时期。这些俑像一般都施绿色、黄色、棕色和蓝色斑釉,或运用了滴釉工艺;它们的时代似乎要晚于隋代和初唐的米色通体釉。当这些俑像被大量用作明器、需求量大增的时候,则表明其发展进入到了一个繁盛期。公元8世纪的历史正顺应了这种需求。115
  2.4.6 7世纪和8世纪的男装
  从供养人的形象来看,在7世纪的时候唐朝平民男子的服装已经从长袍变为一种高圆领、中袖的束腰短袍;短袍下着裤子,以窄腰带束之。〔18〕在8世纪时的一幅幡画上〔19〕,男子们穿的短袍要稍长一些,一直垂到脚踝部;他们头戴一种有特色的黑帽(汉译者按:即幞头),帽子后面一般都有尾巴(汉译者按:即垂脚)或垂至后背的短飘带(汉译者按:即长脚罗)。现存波士顿的704年的佛龛上,两名男性供养人帽子后面的垂脚则呈一定的角度伸展开来(汉译者按:即翘角幞头)。〔20〕男子从事的是一些体力工作,诸如马夫、桨手、刽子手、杂技演员等,他们穿的是翻领开口的短袍、裤子和靴子(世预赛亚洲版8以及世预赛亚洲9)。故于728年的唐朝大臣刘廷洵(Liu T’ing-hsün)墓〔21〕中曾出土了一组俑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张石刻拓片,其中有些男俑就是这样穿的。敦煌壁画中的有些画面中也可以见到他们的形象。〔22〕
  7世纪和8世纪的唐朝贵族在穿外套的时候也像龟兹流行的那样外罩“胸甲”,而且唐人也如龟兹人那样接受了褶袖和褶带(世预赛亚洲6)。这些外套通常正面开襟,中袖,襟边和袖边饰以锦缎或刺绣。他们身上的裙子和长裤将腿完全盖住,而弯曲的宫鞋则从衣服下摆处露出。
  2.4.7 9世纪的供养人形象116
  9世纪的供养人形象显示,男性的服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短袍上的袖子稍微宽松了一些,袖边使用的是一种轻质材料。黑幞头上的垂脚多为硬脚,且向两侧分开。〔23〕这一时期女性供养人所穿的服装则对8世纪时的丰腴样式做了修改,诸如上面的中袖。但是她们仍然带披肩,头发还是梳成扇状盘在头顶。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自从751年被阿拉伯击败和吐蕃作乱塔里木盆地以后,唐朝的势力开始走下坡路。从那以后,携带珠宝和织物等礼品前来朝贡的使节自然也就少了,就连“朝贡”的马匹(还有马夫)也逐渐减少。原本充斥长安街道上的西域人也变少了。在9世纪,外部的回鹘突厥人与唐朝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对10世纪的时尚产生了某些影响。
  2.4.8 回鹘风格对10世纪习俗的影响
  这一点主要反映在敦煌幡画上的供养人形象中,因为那一时期的雕像也减少了。幡画上女子头发上除了有各色各式不断增多、伸向四处的发簪外,还有篦子、丝带、头花、果实、鸟禽、蝴蝶和金叶等首饰。她们耳朵上长长的耳环垂至肩膀,在行走的时候必定叮当作响;脖子上精工制作的项链一次就戴好几条。她们身上的袍子袖口宽松,并且和当时吐鲁番地区流行服装一样,袖边多饰以刺绣带,领口有饰片,腰部也有饰带。她们和吐鲁番的女子一样也在脸上化妆,使用的颜色有橘黄色和暗红色,类似那里的突厥人所使用的色调。〔24〕随着时间的推进,奢华之风渐盛,而在847年至1031年回鹘人统治时期,〔25〕吐鲁番当地早年的那些高雅之风逐渐消退(世预赛亚洲12)。
  那时的男子要比女子保守得多。从他们的形象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其帽子上的黑色垂脚更为突出,垂脚一般通过涂漆或上浆予以加固,并按一定的角度从头部向外伸出;袍子开襟很长,露出里面鲜艳的裤装;一条彩色的腰带很低地束在正常腰线的下方。在983年的一幅幡画上,里面的供养人面带胡须,也反映出回鹘人的影响。117
  尽管有很多雕像与8世纪的这些供养人肖像很相像,但是我并没有发现任何雕像身上穿的衣服与9世纪晚期和10世纪幡画上人的一样。我们曾经指出,当时唐朝与西域地区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正趋于衰落状态,而本土的内乱又使得人们缺乏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承担得起用奢华的俑像随葬,至于因为时尚的变化而设计新样式的俑像显然就更不值得了。旧式的俑像也许还在使用,但是在唐朝接近最后灭亡的时候,在墓中随葬俑像的习俗可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些俑像的服装、规格以及釉色来看,我们这里所展示的大部“明器”都属于7世纪和8世纪。正是在这一时期,很多旅行者从西域来到中央王国,带来了织物和珠宝、武器和盔甲以及草原上的皮毛、印度的香料,还有新的食物和酒、香水和珍珠、黑人和侏儒等。敦煌玉门关外出产的世界上所有奇珍异宝可谓都汇聚于此了。
  〔1〕向达:T’ang Tai Ch’ang-an Yü Hsi-yü Wen-ming.(《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p.42.汉译者按:此段引文见《旧唐·舆服志》。
  〔2〕See Chart on Regulations.p.130.
  〔3〕Laufer,B.(劳费尔).Chinese Clay Figures.(《中国陶俑》)Part I.Prolegomena on the Hisio-ry of Defensive Armor(有关护甲历史的绪论).Field Museum,Anthropological series,v.XIII,no.2,Chicago,1914,p.292.汉译者按:《唐六典》卷16云:“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乌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唐〕李隆基撰、〔唐〕李林甫注,〔日〕广池千九郎校注、〔日〕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331页。
  〔4〕Laufer,B.(劳费尔),Chinese Clay Figures.p.253.
  〔5〕Survey.(《波斯艺术综览》),p.161A.
  〔6〕Laufer,B.(劳费尔),Chinese Clay Figures.pp.276-277.
  〔7〕Laufer,B.(劳费尔),Chinese Clay Figures.pp.277-279.
  〔8〕汉译者按:西莫卡塔(Simocatta)全名为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cte Simocat-ta),7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在其所著的《历史》中曾提到与本文相关的内容:“桃花石以一条江为界。从前,这条江将隔岸遥遥相望的两大民族分隔开了。其中一个民族穿有黑装,另一个民族穿着鲜红色的服装。”译文参见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局1987年,第105页。但是西莫卡塔此处所指称是否为北魏军队,尚有疑问。
  〔9〕Sirèn(喜龙仁),Chinese Sculpture.vol.III,世预赛亚洲版412中的726年造像碑;vol,IV,世预赛亚洲版479中的734年造像碑;vol.IV,世预赛亚洲版482-483中的部分704年佛龛,其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供养人的形象。Tokiwa(常盤)、Sckino前引,vol.I,世预赛亚洲版25中的703年造像碑。
  〔10〕参见Catalogue of the Art Treasures of the Hōryū-ji.(《法隆寺艺术珍宝目录》)vol.IV.p.24,以及Kokusuai Bunka Shinkokai Lantern Slide Catalogue of Japanese Sculpture.(《新宿新华康国际株式会社日本雕塑幻灯片目录》)Tokyo,1937.p.13.
  〔11〕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vol.III,p.CXXXIII,cave 74,于阗王;vol.IV,p.CCIII-IV and XIII,cave 17,于阗王(960—1001年在位)的三女儿李氏公主曾与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Ts’ao Yen-lu)联姻,所以该窟以及其他类似石窟的年代可以大致判定;参见Priest,A.(普瑞斯特),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雕塑》)New York,1944,p.65.vol.IV,p.CCCXXVI.
  〔12〕参见本第31-32页(为原文页码)。
  〔13〕Edwards,E.D.(爱德华兹),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pp.192-193.
  〔14〕参见Kokka(《国家》).No.358,March 1920,pl.III,以及Nishi-Hong-wan-ji seiki koko zufu(《西本愿寺西域考古世预赛亚洲谱》),Tokyo,1940.p.2.
  〔15〕Stein,Sir M.A.(斯坦因),The Thousand Buddhas.(《千佛洞》)p.X,以及封面上的衬世预赛亚洲;p.XI,以及p.XXXIV和XXXV中的刺绣;Stein,Sir M.A.(斯坦因),Serindia.(《塞林迪亚》)p.LXXIV.ch.00114.
  〔16〕Pelliot,P.(伯希和),Les Grottes,vol.IlI,p.CXXXIII,cave 74,于阗王;vol.IV.p.CCIII-IV and XIII,cave 17,于阗王(960—1001年在位)的三女儿李氏公主曾与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Ts’ao Yen-1u)联姻,所以该窟以及其他类似石窟的年代可以大致判定;参见Priest,A.(普瑞斯特),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雕塑》)New York,1944,p.65.vol.IV,cave 120G,p.CCXLVIII和CCXLIX;vol,V,cave 140,p.CCCVII.
  〔17〕Warner,L.(华纳),The Buddhist Wall Paintings of Wan Fo Hsia(《万佛峡佛教壁画》),世预赛亚洲版35。
  〔18〕Chavannes,E.(沙畹).Six Monuments de la sculpture Chinoise.(《六块中国造像碑》)Ars Asiatica series(《亚洲艺术》).Paris.1914.p.LII,其中有一块造像碑的年代是670年。
  〔19〕Stein,Sir M.A.(斯坦因),The Thousand Buddhas.(《千佛洞》)pl.X,以及封面上的衬世预赛亚洲;p.XI,以及p.XXXIV和XXXV中的刺绣;Stein,Sir M.A.(斯坦因),Serindia.(《塞林迪亚》)p.LXXIV,ch.00114.
  〔20〕Sirèn(喜龙仁),Chinese Sculpture.(《中国雕塑》)vol.III,世预赛亚洲版412中的726年造像碑;vol.IV,世预赛亚洲版479中的734年造像碑;vol.IV,世预赛亚洲版482-483中的部分704年佛龛,其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供养人的形象。Tokiwa(常盤)、Sckino.Buddhist Monuments in Chia.vol.I,世预赛亚洲版25中的703年造像碑。
  〔21〕Hobson(郝布森),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乔治·尤莫佛颇罗斯藏品目录》)p.xx and pp.270-282 and 291-292.
  〔22〕Pekkuit A.(伯希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vol.I,cave 8,p.XV and p.XX;vol.Vl,p.CCXXVII,CCCVIII and CCCXI.
  〔23〕Stein,Sir M.A.(斯坦因),The Thousand Buddhas.p.XVI,864年的一幅幡画;Serindia.p.XC,890年的幡画。
  〔24〕Stein,Sir M.A.(斯坦因),The Thousand Buddhas.p.XXV,年代为963年。Serindia.p.LXI,年代为971年;p.LXVI,年代为983年;p.LXVII,年代为963年;p.LXXX,年代为910年;p.C,年代为947年。Thompson,D.(汤普森),“Note on the Dated Rolls from Ch’ien Fo-tung in 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藏千佛洞纪年卷子》)In Rupam,Calcutta,no.30,1927.
  〔25〕Stein,Sir M.A.(斯坦因),Innermost Asia.Vol.II,pp.581-586.

唐代塑像中的西域人/(美)J.G. 马勒著; 王欣译.—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