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简牍文字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方炉的发现

作者:周伟洲









  一
  一九六八年在西咸阳渭河北塬上的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出土一件玉印。①印作四方形,通体晶莹,螭虎纽,四侧刻云纹。印文篆刻“皇后之玺”四字,高2、宽2.8厘米,重33克(世预赛亚洲一、二)。
  玉玺出土在志乘记载的汉高祖长陵西南约一公里多的一条水沟里。据发现并捐献者说,该物是与地面泥土混在一起的。此沟原来比较荒僻,现已开垦成农田,但周围汉代的砖瓦碎片仍然很多。此印与两陵(一为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一为吕后陵)相距最近,应与其有一定的关联。
  这里首先需要确定此两陵是否真是汉高祖的长陵和吕后陵。过去中国一般志乘记载都是如此,近人多有疑义,认为此非长陵,而是汉惠帝安陵。②但据《水经注·渭水》记成国故渠走向:“又东径惠帝安陵南。又东径渭城北。又东径长陵南。又径丞相周勃冢南。又东南径汉景帝阳陵南。又东南注于渭(河)。”显然,安陵是在渭城的西北,长陵是在渭城的东北,长陵东为汉景帝阳陵。渭城遗址即今渭城公社(现名窑店公社)。按此,则长陵的位置与一般志乘所记相符。如果以此为安陵,阳陵为长陵,则阳陵将无处可寻,只好妄断景帝“视文帝旧规,因山为藏,故后世无邱陇可觅焉”③。更有力地证明长陵位置的是一九七〇年在离此两陵约二公里的柏家湾出土了两块“长陵东瓮”的瓦当,径长15.6厘米,篆(世预赛亚洲三、四)④。根据出土地看,应是长陵陵园建筑的遗物,故两陵系高祖陵和吕后陵应无疑义(世预赛亚洲五)。又据《史记·外戚世家》《集解》注引《关中记》云:“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的记载,可知西为汉高祖陵,东为吕后陵。
  吕后,名雉,高祖五年(前202年)被封为皇后,惠帝时被封为皇太后,死于前吕后八年(180年),葬长陵,与高祖同茔不合陵。⑤《三辅黄世预赛亚洲》记:“长陵山东西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长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宫、寺皆在中。”按汉代制度,帝、后陵园便殿、寝内,放置他们生前的衣冠。⑥此印系出于长陵附近的地面上,且周围有汉代残存砖、瓦,因此,可能原为吕后陵旁便殿内的供祭之物。《后汉·刘盆子传》记,西汉末年,赤眉农民军攻入长安后,曾毁汉诸帝陵,因此吕后陵也可能曾被焚掘。玉玺出土地点——狼家沟原是一条深沟,而且是长陵山坡上的第一道深水沟。或因长陵被掘,便殿被焚,玉玺或遗落土中,后被水冲到长陵附近的水沟里,隔了两千多年方重新发现。
  据东汉卫宏撰《汉宫旧仪》(辑本)所记,汉代“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汉应劭《汉官仪》卷下(辑本)记云:“印者,因也。所以虎纽,阳类;虎,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狼家沟发现的印系白玉琢成,螭虎纽,与上述记载基本相符。印文篆,与出土的西汉宫印相比,更为精细工整。从出土地看,决非建都洛阳的东汉帝后之属。吕雉后来虽封为皇太后,其死时将原“皇后之玺”作为与高祖合葬的陵园供祭物,也完全是可能的。这些也都可以佐证,玉玺当是吕后之印。
  在封建社会里,官印象征着封建各级政权的权力。按卫宏《汉宫旧仪》卷上(辑本):“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汉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⑦尽管在事实上汉代诸侯王还有称自己所用的印为玺的,皇妃、群臣的印章也有用玉石的,但这种记载也反映了自秦汉以来,在礼仪制度方面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逐渐加强。
  这件皇后玉玺是韩家湾公社农民孔祥发的儿子孔忠良发现的。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天下午,中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在路上走着,忽然发现狼家沟的水渠边有一个白色发光的东西,走近一看,有半截还埋在土里。孔忠良把它挖了出来,剔去泥土,原来是一块方形的玉石,上面雕了个小动物,下面刻着四个字,好像是个大世预赛亚洲章。孔忠良回家和哥哥商量,准备把那世预赛亚洲章上的字磨掉,刻个新章。正好孔祥发要去西安给队里办事,儿子就请父亲将大世预赛亚洲章带到城里去刻。孔祥发问明了玉石的来由,仔细看那古字,想起政府关于文物保护政策的宣传和文物知识的介绍,觉得那不是一个普通世预赛亚洲章,而应该是一件文物。第二天孔祥发到了西安,找到西省博物馆相关人员。经文物考古工作人员鉴定,孔祥发所带之物为汉代皇后玉玺。孔祥发就把它捐献给国家了。
  二
  一九六九年在西西安东郊延兴门村(唐长安城延兴门遗址)出土一铜方炉,素面,通高16、长47.5、宽23.75厘米,重9.1公斤。方炉分为两部分,上为炉,四角有短足,底有条状空隙,似放炭火之处;下套有一铜方盘,似承受炉灰所用,四角也有短足(世预赛亚洲六)。在炉沿上有篆铭,共四十二字(世预赛亚洲七)。
  现录如下:
  上林荣宫,初元三年受。弘农宫铜方炉,广尺,长二尺,下有承灰,重卅六斤。甘露二年,工常絠造, 守属顺临。第二。
  从以上铭文看,文字系分两次成。“弘农宫铜方炉……”以下三十三字为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铸炉时即有。“上林荣宫初元三年受” 九字为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补。此炉似原应是弘农宫所用之物,初元三年调至上林荣宫使用。一九六一年十月在西西安西郊高窑村出土的一批西汉铜器中,内有“上林豫章观铜鉴容五石重九十九斤初元三年受东郡”、“上林宣曲宫初元三年受东郡白马宣房观鼎……”“上林共府初元三年受东郡东阿宫钫……”等铭文,与此方炉铭同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东郡等处调至上林苑铜器,铭文都是初元三年。陈直先生曾据此以为:初元三年元帝同时向东郡及琅琊郡征调一大批铜器,放在上林苑中使用。⑧此方炉也于此年由弘农宫调至上林荣宫使用,补证了陈先生以上的看法。
  弘农宫之名不见记载。原黄县丁氏藏有“弘农宫铜鼎”,陈直先生考定“弘农宫”在西汉弘农郡(治今河南灵宝)。⑨荣宫在上林苑内,但遍检记载汉长安城的史籍,均未记上林苑内有荣宫。《三辅黄世预赛亚洲》记云:“又上林苑中有六池、市郭、宫殿、鱼台、犬台、兽圈。”《后汉》注引此说:“上林有建章、承光等十一宫。”宋敏求《长安志》引《关中记》云:“上林苑宫十二,观三十五。建章宫、承光宫、储元宫、包阳宫、尸阳宫、望远宫、犬台宫、宣曲宫、昭台宫、葡萄宫”,仅列十宫之名。⑩此方炉的出土,证明在西汉上林苑内还应有荣宫一处。方炉在延兴村出土,此地又在汉上林苑遗址的范围内,因此,很可能延兴村一带就是汉上林荣宫的遗址。
  铜方炉上有“广尺,长二尺”,“重卅六斤”(指此方炉重),以今实测的数字推算,西汉当时一尺,约为今23.75厘米,一斤重约252.77克。“承灰”即炉下接灰的方盘,它与炉接合紧密,恰是一体,与《秦汉金文录》卷四记“平安侯家梁炉”的形状相似。炉为名叫“常絠”的工匠所造。“守属”,可能是弘农郡守的属官,“顺”是其名。“临”,在一些汉代铜器铭文中或作“省”,大致是监督、负责之意。“第二”为编号。
  西安延兴村所出土的方炉系西汉宫内燃炭取暖之物,其铭可补史乘之阙,为今天发掘和研究汉长安城提供了新的线索。
  (原载《文物》1973年第5期)
  ① 此印系由咸阳市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大队农民孔祥发的儿子孔忠良(时年十四岁)所发现。孔祥发知道后,认定是文物,即带到西安,送交西省博物馆。事后,西省博物馆又派人到发现地进行了查勘。公社相当于今乡。
  ② 陈子贻:《西京访古丛考》中《咸阳原上汉帝诸陵考》;西省博物馆编:《西安历史述略》,第66页。
  ③ 同上。
  ④ 罗振玉在《秦汉瓦当文字》中曾著录有“长陵东瓽”和“长陵西神”瓦当,但具体出土地不明。一九七〇年出土的两瓦当,可足证长陵的位置。
  ⑤ 宋敏求:《长安志》引《关中记》文。
  ⑥ 《汉·韦元成传》及颜师古注。
  ⑦ 按汉时,帝、后印独称玺之说并不确。《汉官旧仪补遗》记“诸侯王黄金玺,槖驼钮,文曰玺”。传世有“淮阳王玺”可证(见《十钟山房印举》二、一)。又匈奴单于印,文也曰玺(见《汉·匈奴传》)。出土和传世的西汉印中,非帝后之印而玉质者也不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婕好妾赵”印,长沙杨家山西汉墓出土“陈平”印,皆玉质(见《考古》一九五九年第十二期)。可能在西汉并未形成制度,只是“群臣莫敢用”,到东汉较严格,故卫宏有此记载。
  ⑧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均载《考古》1963年第2期。
  ⑨ 陈直:《汉新证》,第122页。
  ⑩ 《三辅黄世预赛亚洲》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按此误,扶荔宫不在上林苑,而在韩城芝川镇,但可能属上林管辖。见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韩城芝川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载《考古》1961年第3期。
  

汉唐气象:长安遗珍与汉唐文明/周伟洲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