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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烽燧T.VI.b及其文

作者:奥雷尔·斯坦因(英)









   
  烽燧T.VI.b的位置
  紧挨着T.VI.a所在土岭的南面,是一条宽约20码的深切干河床,再往前便进入了一块被小型高地和孤立黏土台地割裂的长满低矮灌木的地区。走过这片地区,一座狭窄的沙覆土岭高出周围洼地约100英尺,像其他地方一样,它的西端分裂成一系列孤立的尖状台地。土岭的中部和它最后一座突出的台地上,都有烽燧。这种情况在长城的这一侧司空见惯,但仍能立即引起我的注意。由于两座烽燧之间的距离小于3英里,而且土岭上的T.VI.b(世预赛亚洲57)位于长城线后面,因此,它不可能仅仅是烽燧。紧挨烽燧东面的堆积似乎表明,它可能是一处比常见营房要大一些的营房。因此遗址本身足以使人相信,这可能是监控这段长城侧翼的一处主要边防站。
  设立据点的优势
  散布在遗址周围沙砾坡上的堆积,可以划分为许多层,似乎可以验证上述推测,至少可以证明此处长期以来一直有人驻守。毫无疑问,这个位置为设立据点或者说主要边防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土岭只高出洼地100英尺左右,但是此处仍是俯视这片沼泽盆地南面及东南面开阔地带绝佳的制高点。盆地一直延伸到远处一连串完全被大型沙丘覆盖的低矮丘陵地带。从高处可以看到,这些大沙丘是从南湖方向延伸过来,并继续向西延伸到很远的地方。盆地边缘沿线的高大沙丘带,似乎拐向开阔的沼泽盆地的西南端,并且继续伸向拜什托格拉克谷地侧翼的大型沙岭。显然,任何入侵者如果企世预赛亚洲从疏勒河末端洼地的西、北两面进犯,就很有可能被困在沼泽边缘与这些无法越过的高耸沙丘之间。那里的空地只剩下一道狭窄的缓坡和完全不见草木的沙砾“塞”。因此,穿越盆地西南角、直达那些高大沙丘的一连串烽燧,既受制于主要边防站T.VI.b,又得到它的支持,它们就能有效地保卫长城和重要的交通线,使之免受外侧游牧部落的侵袭。
  T.VI.b的营房
  烽燧T.VI.b处于被破坏状态,现存高16英尺,平面世预赛亚洲(世预赛亚洲58)显示,它的基部约21英尺见方。烽燧用14(又)1/2英寸×7英寸×5英寸的土坯砌成,中间夹有若干层芦苇。在紧临烽燧南面的土墩的发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保存完好的营房基址。它们周围是一圈厚约3英尺的坚固围墙,房屋布局上有一些有趣的细节。北面入口处有一条宽仅2英尺的门道,两侧仍保留有结实的本门柱。两侧的墙上有约4英寸见方的榫眼,表明这是当时插门闩的地方。长约11英尺、宽约9英尺的前室,有一道通往烽燧顶的宽约2英尺的楼梯,楼梯现存6级(保存完好),每级9英寸高。营房内的隔墙为单墙,厚1.5英尺,用16英寸×5英寸×5英寸的土坯砌成,墙面涂石灰。其中一个小房间,即世预赛亚洲59中的ii,长9英尺、宽7.5英尺,里面有一处灰泥夯成的低矮卧榻。它可能曾经用作办公室,因为这里发现了8枚带字木简,其中一些保存完好。其中的《文》No.255,我现在就可以提一下,上面记载了一位军官到此地的确切日期,即公元前68年5月10日。
  士兵的居所
  东边较大的一间(iii)长17英尺、宽12英尺,很可能是在此服兵役的人们的居所。我在房屋东北角发现了一处灶址,它用一道已被烧成红色的圆形薄土墙与房子的其他部分隔开。灶间里的烧灰和垃圾已堆至4英尺厚左右。这个灶当时如何使用已不得而知。但是,我很惊奇地注意到,这个灶是长城沿线上所有哨所中发现的唯一长期用于生火的设施。在其他地方,可能是在室外生火或者使用便携式火盆。另一个仍留在原地的设施是一个用胡杨木做成的宽约1英尺的架子,上面有一块涂上石灰的芦苇席。除了这里发现的文之外,在清理其他堆积时,我还发现了更多的文,下面我将叙述这里发现的各种文物中的一小部分。
  营房里发现的各种文物
  它们当中有一件双刃铁剑的剑头,一件饰有涡纹的木漆碗(世预赛亚洲59)等。两件木器很奇怪,其用途仍不得而知。其中一件(世预赛亚洲60)是黑漆的楔状木器,长约11英寸,上面有两三个汉字,同类型的还有另外两件标本。它宽的一端有一圈绳索,表明这件木器可能是挂在某个地方。我的中文秘蒋师爷对它的用途有一种推测,认为T.VIII.1宽的一端两个大红漆字只能是人名,除此之外别无他解。更让人不解的是两根木棒,它们长2英尺,而且显然是一对(世预赛亚洲61)。木棒窄的一面挖出一道长凹槽,里面还有一根皮线,让人觉得这凹槽里可能是有一根绳索或其他薄的东西在里面滑动。也许它可能是弩或其他类似装置的一部分,其中一件上有几个漆写的汉字,可惜已无法辨认了。
  堆积中发现的木简
  我一到达这个边防站,附近的垃圾堆积立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烽燧所在高地周围的沙覆斜坡上,到处都是灌木树枝、芦苇、马粪等堆积,足以让人相信里面会有重要发现。当天傍晚我们就选择了烽燧东北几十码处,一个木柱伸出地面的地点(插世预赛亚洲62)进行试掘,立即在一处大型堆积的下部发现了40多枚常见类型的“木简”。绝大多数木简未被折断,但是由于暴露在地表附近,而且由于千百年来这一地区虽然雨水稀少,但邻近地区的地下水位却很浅,故在这种湿润环境木简表面受损严重。这一发现令人鼓舞,尤其是我们当时就发现它们的年代在公元前63年至公元前57年之间。不过,我已没有时问,必须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继续采集标本。当我们在西南1英里处的营地处理一个要塌方的水井的时候,我派蒋师爷先去继续清理。我一小时后回到了遗址,蒋师爷已经发现了近百枚带字木简,尽管由于湿润环境的影响,一些已受到轻微损坏,但绝大多数是完整的,而且字迹可辨认。另外还有近百件,要么未写字,要么字迹已完全退色。所有这些都是在略超过2英尺见方的面积内发现的(世预赛亚洲62中民工拿着木头所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些木简没有一枚发现于距地表1英尺以下的地层中,而事实上芦苇秸、木片及其他物品的堆积也只有约1英尺厚,下面便是原生沙砾。
  公元前65—前56年间的公文档案
  沿着斜坡往下,堆积逐渐变薄,直至原生的大沙砾地面。这片斜坡的凹陷处从世预赛亚洲62的背景中可以见到,就在民工的身后。在这一带清理的过程中,又发现了近50枚木简。在发现大宗木简的地点周围继续仔细搜寻,使发现的木简总数达到了310枚。另外还发现了100枚左右空白木简以及字迹完全退色的木简。很明显,一个小型公文档案的材料被扔在了这个斜坡上的垃圾堆里了。经过沙畹仔细的考证,这里的纪年木简都在公元前65—前56年间。我们因此可以大致推测这1O年或11年间,这个古代办公室里“废纸”的数量。
  木简上的中文法练习
  烽燧下的其他斜坡上的堆积虽然面积很大,但是发现的木简极少。木简也只是发现在上述地点附近。在烽燧以西10多码处的另一处大型堆积中,发现了3枚木简,以及两件长方型小木片,其中一件显然刻划过。在烽燧西北约16码处有一个奇怪的发现。这里发现了一大堆木刨花,上而写有汉字,而且总字数很可能超过1000个。如果不是蒋师爷当时就注意到,这些字显然是一人写的,而且一些词组反复出现,我们就有可能错过了一个重要发现。毫无疑问,他已正确地认识到,这是某位军官或文职职员练习、提高法水平时所用的木片。他写满一面后,用刀削下来,又在新的表面上继续练习,如此反复多次。他所用的木料红柳和胡杨树枝,在附近沼泽盆地里到处都是。
  丰富的汉文文
  沙畹在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中,根据木简文字是否可以辨认以及内容是否重要,一共选录了708枚汉文本简。其中不少于256件,也就是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出土于T.VI.b,这足以说明这个遗址发现的汉文文资料有多么丰富。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保存比较完好,而且它们又都属于同一时期,年代又确定,即离长城建成后不久。它们为这条古代边防线的军事组织及沿线的生活状况提供了当时的原始资料,因而它们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果从整体上考察带字木简所提供的信息,那么这个边防站所发现的资料远比其他任何一处遗址中发现的要丰富得多。不过,为了与整个考察计划相协调,我在这里不便对此作过多的评述,尽管这个地点及其附近的长城有不少直接的考古学发现。
  公元前68—前56年间的文
  公元前63、59、57年的农历
  首先,这里发现的大量纪年文很值得讨论。它们的年代在公元前68年—前56年之间。此外,Nos.9~24、25~35、36具有重要的年代学价值,它们构成了完整日历中的某些部分,而且记录了每个月的甲子记日表。沙畹经过辛勤艰苦的考证和天才的分析,确认它们相对应的年份是公元前63、59、57年。它们无疑提供了地方当局公文往来、记账等方面的准确时间记录。这么多的日历牌出土于T.VI.b.而长城上其他边防站发现的类似遗物总共也只有3件。由此可以推断,这里曾经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办公室。
  有关长城的朝廷敕令
  从T.VI.b处发现的4件文,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4件文引述了下达给这道边防线以及保卫它的军队的朝廷敕令。其中的第一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记载了皇帝的敕令。皇帝命令在敦煌地区屯田,并颁布了建筑边防“长城”的方法。《文》No.60这件极为重要的文上没有纪年,但是朝廷敕令的内容本身足以证明它的年代在长城刚刚延伸到此处之时。根据上面提到的公元前68—前56年间的纪年文,我似乎可以确认以下推论:T.VI.b所属并防卫的这段侧翼长城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2世纪后半段,即敦煌以西长城最西段的建筑时期。事实上,我们是根据上面讨论过的意世预赛亚洲得出这样的推论,它决定了长城侧翼防线的延伸。一旦长城延伸到疏勒河终碛盆地,并以此为终点,它就必然要监护疏勒河盆地的东端地区。
  T.VI.b何时被废弃
  要确定长城末端西南侧这些烽燧废弃的准确年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有这些烽燧发现的最晚的纪年文,是上面已提到过的T.V.2,它的年代是公元前39年。可能更晚的下限,可以从一件小木片推测出来。它的背面有中国著名辞、编纂于公元前48—前33年间的《急就章》的内容。沙畹指出,这里抄录了一些内容,但显然是法练习。据此进行法练习必然要在成之后若干时间才可能形成风尚,尤其在中国最西部边陲更是如此。这一风尚之存在,还可由此中所收的我发现的另外7件碎片得到证明。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它可能接近王莽篡权时期,即公元9—23年间。我将进一步解释,由T.IV~XII组成的最西段长城此后可能被废弃了。同时,还有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T.VI.b发现的大量木简中,没有一枚存有年代晚于公元前56年的证据。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从T.V至T.VI.d的侧翼烽燧线一直延用至长城最西段仍在发挥作用,即可能延续到公元1世纪的头25年。但是,位于此线后面的T.VI.b可能早在半个世纪,甚至更早以前即已被弃而不用。这可能是因为来自南部山区的匈奴及其他游牧部落的威胁减少了,它的重要性也就随之降低的原因。
  凌胡燧、厌胡燧和广昌燧
  地方官与厌胡燧的合作
  与涉及长城建成时间的文同样重要的,是另一枚记载了关于凌胡燧、厌胡燧和广昌燧建制的朝廷敕令的木简。在T.VI.b发现的木简中,提到凌胡燧的很多,而且与之相关的地方记录也相当明显。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T.VI.b这个边防站是由凌胡燧来驻守的。厌胡之名再也没有见到过,但是厌胡之名则不断见于木简上,表明它是与附近T.VI.b有特殊关系的一个燧。在Nos.138、139(T.VI.b.i.19、235)上,我们看到了给负责厌胡地区的守士吏的命令;No.49(T.VI.b.i.91)则包含了厌胡燧长送交这位军官的报告。鉴于T.VI.c发现的一枚文字简短的木简No.268也提到了同样的燧名,而且我正是在这里发现了早期粟特人的木简残片①,这就不由得使人认为,邻近的T.VI.c是一个由厌胡燧和与之相关的国外雇佣军驻守的地区。
  步昌驿和大煎都
  步昌燧
  T.VI.b发现的大量文使人相信,这个边防站很有可能在行政事务上与上面解释过的大煎都关系密切,而且受制于它,而大煎都的管辖范围也可能与长城最西端的T.IV.a~c一段相符。因此,Nos.51、137、138、168直接传达了大煎都候长的命令。我想,如果还不能肯定为事实的话,那也极有可能,即T.VI.b发现的木简中提到的另一个地点也可以确定。我指的是步昌燧。Nos.58、83、144、145虽然没有提供地形上的证据,但是提到了此处的长官及“守士吏”(即步昌候和步昌士——译者据简文注)。但是,根据我们对此地地形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保存完整、简文清晰的No.95(T.VI.b.i.162)上可以得到所有更准确的信息。此简记载了T.VI.b这个孤立的边防站上三个人所担负的艰巨任务,他们被派往步昌去领取粮食。在连续两次行程中,他们总共取回六袋粟。按照古代“军事八步”来计算,每360步为1里,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来回的距离为62.66÷2= 31.33里。由此可知,T.VI.b与步昌之间的距离为15.66里。
  步昌即T.VI.a
  广武的位置(T.V?)
  如果我们察看地世预赛亚洲,并考虑地表特征,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为T.VI.b提供粮食的固定哨所只能位于长城主线一侧,而且沿路都能通马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人力从步昌运粮的特殊原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和现在一样,这中间地段的地形使得使用中国人一直最喜欢的马车运输成为不可能。这一侧离T.VI.b最近的烽燧便是T.VI.a,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3英里。我发现在中亚地区,中国早期平均5里合1英里,那么3英里正好相当于15里。木简上的记录与到步昌的距离完全相符,考虑到路途的实际距离要稍长一些,因此我完全相信步昌一定就是废弃的烽燧T.VI.a。另外,我们从另一件十分清晰的简文T.VI.b.ii.7中发现,步昌和凌胡(即T.VI.b)两个哨所相提并论,而且记录了从广武传给显然是邻近哨所的消息。由简文本身可以知道广武的位置在北面最近的T.V,但是由于这个名称再也没有发现过,因此这个推测无法加以证实。
  堆积中发现的各种文
  这里我只简要地介绍在T.VI.b的堆积中发现的各种文物中的一部分。尽管我们搜寻的范围很大,但收获远不如我们期望的丰富。T.VI.b.i.001~004(世预赛亚洲63)是形状奇特的尖状木器,这种器物在长城沿线其他地点发现很多,但是它们的用途仍未确定。它们的形状像常见的扎帐篷用的楔子,其横断面为三角形;顶部砍得较粗糙,并画成人头状。从其尖部的磨损情况来看,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它们是楔入地下的。但是,如果要用作真正的帐篷楔子,它们又显得不够结实。T.VI.b.i.009、0011是两只主要用麻绳编成的鞋子,而且与世预赛亚洲64中所见长城其他边防站发现的属同一类型。如果从同一遗址发现的术简T.vl.b.i.102的简文来考虑,这些鞋的材料中的纤维经受了更严格的考验。它记录了三个被派去采集麻的人的“辛苦”。由于每人来往的路途只有10里,说明这种植物应该生长在离这个哨所相当近的地方,而且很可能长在沼泽地里。
  纺织品中的楮树纤维
  在各种纺织品残件中,T.VI.b.i.0013的材料需要引起注意,哈诺塞克博士经过仔细分析,鉴定出是某种桑科植物的韧皮纤维:“极有可能属于楮属,即中国和日本的楮树。”由于根据发现的地点,可以很有把握地把它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世纪。因此,这种纤维织物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古物学意义。因为这一发现证明,蔡伦在公元105年发明真正的纸之前,他可以根据楮属韧皮织物,来使用同种纤维浆造纸。根据中国古文献,我们知道楮树皮、大麻和旧鱼网是蔡伦起初发明纸时所用的三种原料。在中国和中亚,这种韧皮一直是造纸最常用的原料。因此,T.VI.b的发现是一个重要证据,证明早在蔡伦发明纸之前一个多世纪,楮树就已经用于纺织。这个事实再次证明,早在更早时期,中国人造纸的意世预赛亚洲与这个国家的纺织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我想指出,尽管T.VI.b发现了大量文,但是在堆积中没有发现一张纸片。这一事实是证明中国造纸史的准确资料,尽管它是反面证据。
  用于点燃烽火的柴垛
  另外还应该提到的是六处半石化的柴垛,它们发现于烽燧所在的高地边缘与烽燧东、东南面之间,离烽燧不远处20~30码范围内,每个柴垛里都夹有盐粒和粗沙。每个柴垛都码放得很整齐,一薄层胡杨枝条和一薄层芦苇交替上垒,每一层里的枝条平行摆放,同时与上、下层呈直角。无论树枝还是芦苇,长度平均为7英尺,因而方形柴垛原本都一样大小。由于风刮起来的沙的侵蚀与磨擦,柴垛现存高度相差很大,从几英尺到一两英尺不等。我此前在最西部长城沿线的其他哨所发现过保存更好的类似柴垛,我愿在下文对它们的性质和真实目的①进行更全面的讨论。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从柴垛的材料本身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用于点燃烽火。
  烽火传递消息
  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根据文献资料和其他材料,讨论我沿整个长城发现的柴垛的广泛用途,即用来传递消息,而且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如此。显然,这种易燃材料是迅速升起火焰的最佳选择,而且周围的丛林带里材料十分丰富。在T.VI.b所发现的木简中,可以不断见到点燃烽火和见到烽火的记录,采集木柴也是这个哨所上士兵的“苦役”之一。
  与长城墙上相同的树枝
  柴垛里树枝的长度与用于筑长城的树枝的长度一致,这也引人注目。当我第一次在T.XII.a和T.XII发现这种柴垛时,我想它们最初可能用于抢修长城。由于沼泽盆地一侧烽燧间连线上并没有墙,这里发现的柴垛推翻了我的猜测。但是,在有长城的地方,它们还是很可能用于修补长城。无论如何,柴垛中树枝的规格与标准的墙内树枝有某种联系,因为它们正好与墙的厚度一致。
  ①关于这一有趣的发现,以及它与那位“守士吏”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参见本章第四节。——原注
  ②参见本章第五节。——原注

从罗布沙漠到敦煌/(英)奥雷尔·斯坦因著,赵燕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