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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丝绸的外销 ——从中国到欧洲

作者:罗 丰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学术价值
  张铁山
  一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及其考古发掘概况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的大泉沟西岸、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石窟依南北走势的崖体而建,坐西朝东,至今保存石窟的崖面全长1700多米。石窟分为南北两区:以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的第1窟为界,第1窟以南石窟为南区,以北石窟为北区。南区长1000多米,存石窟487个。北区长700多米,存石窟248个。
  莫高窟北区石窟上下彼此相接,左右毗邻,最密集处上下多达五六层,但可惜的是,千百年来,莫高窟北区不仅受到洪水泛滥、河水冲刷、地震灾害等自然界的破坏,而且还遭到外国探险者大肆掠夺和国人胡挖乱掘的人为破坏。仅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住持王圆箓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时,其间就有不少外国探险者和国人在北区进行过挖掘工作。主要如下。
  1907年5月,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诱骗王圆箓道士,购得藏经洞文献24箱、绘画织绣5箱。此外,获得一件回鹘文写本佛经,上有“至正十年(1350年)虎岁六月四日”题记①。该佛经写本现藏英国大英世预赛亚洲馆,编号为Or.8212/109(Ch.xix.003)。经学者研究,认定该文献并不是出自藏经洞,而是出自莫高窟元代石窟或北区石窟。
  1908年2月,伯希和来到敦煌莫高窟,在对石窟进行编号、绘制石窟平面世预赛亚洲、拍摄壁画和塑像、抄录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题记的同时,骗取王道士的信任,进入藏经洞,翻遍了洞内所藏文献和艺术品,廉价购得6000余件文献、200多幅绘画、20余件木雕、一大批绢幡经帙及各类丝织品。不仅如此,伯希和还对莫高窟北区的12个洞窟进行了编号和挖掘,所获绝大部分遗物现收藏于法国国立世预赛亚洲馆东洋写本部和集美博物馆,少数遗物散失到日本和美国。
  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也对敦煌莫高窟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工作。在其发掘中,曾获得130枚回鹘文木活字。尽管后人不知这些木活字的出土地点是在南区还是在北区,但据彭金章等人的推测,奥登堡的挖掘应在北区,因为迄今为止,在莫高窟只有在北区石窟才出土有回鹘文木活字。
  1920~1921年,数百名沙皇俄国的残余部队被安置在莫高窟,驻扎长达半年之久。期间,这些士兵不仅对南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而且还盗掘了北区石窟,将第464窟西北侧室内瘗埋的盛装元代公主的随葬品洗劫一空。
  1941~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也曾对莫高窟北区进行过挖掘,所获文物大都流失国外,有的现藏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世预赛亚洲馆,有的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世预赛亚洲馆。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后,史岩先生将分布于长达1700余米崖面上的石窟,由南至北划分为11段,每段又从南向北由下而上依次进行了编号,其中9~11段在北区崖面,被称之为“大北段”。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后,国家拨巨款对莫高窟进行了保护。在北区第465窟修建了窟前台阶,对从底层石窟顶部通往高层石窟的八个供上下用的过道进行了封堵。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为敦煌研究院后,为了加强对北区石窟的保护,为第464、465窟安装了铝合金窟门,并在第461、462、463、464、465等窟内安装了报警系统。此外,还在北区石窟前修建了一条长数百米、高1.5~1.8、宽4米的防洪大堤,并沿防洪大堤内侧进行了绿化。2002~2003年国家又拨巨资将北区石窟前的大堤加高到2.30米②。
  1988年以前,人们不但不了解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性质、文物保存情况,甚至连确切的洞窟的数量都不知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8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了敦煌研究院的莫高窟北区考古计划。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在彭金章研究员的带领下,先后六次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通过六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已知莫高窟北区现存洞窟248个,从而使莫高窟的总洞窟编号增加到了735个。大量的考古文物和新洞窟形制进一步证明,北区是莫高窟石窟群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掘出大量文物的同时,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回鹘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本和实物资料。
  二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及其学术价值
  回鹘文是来源于粟特文的一种音素文字,主要流行于9~15世纪。因回鹘人曾广泛地使用过这种文字,所以一般统称为回鹘文。事实上,回鹘文曾被包括回鹘人在内的突厥语族诸民族及一些非突厥语民族使用,是一种跨语言、超方言的文字。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不仅在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维护突厥语族语言的一致性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也曾对周围其他民族文字有过很大影响。史载“契丹小字”仿自回鹘文;元代时,回鹘文为蒙古族所采用,经过若干变化后,形成了现代蒙古文;16世纪以后,满族又从蒙古族那里接受了这种字母,形成为满文。
  据统计,莫高窟北区中,36个窟存回鹘文残片不少于676片(件);回鹘文木活字48枚;发愿文木骨1件;5个窟内存题记。
  现存的回鹘文文献多为断简残篇,每一回鹘文文献的发现和解读都会为学术界提供重要的价值。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虽经历了数世纪自然界的风风雨雨和人为的掠夺破坏,历经劫难,幸存者只是凤毛麟角,但这些断简残篇依然包含着远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的学术价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一)语言学方面的价值。回鹘文文献所记录的语言是回鹘语。回鹘语在突厥语族语言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古代突厥语,下启察合台语(近代突厥语)及现代突厥语族诸语言。因此,古代突厥语和近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的许多现象都在回鹘语中有所保留和反映。通过回鹘文文献可以了解突厥语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追溯突厥语族语言的变化轨迹。每一片回鹘文残片的释读,都可能为回鹘语提供一些新的材料。
  回鹘文文献大多是译自汉文及其他语言。这些文献中保留有许多古汉语的借词,成为回鹘语与汉语对音研究的重要材料。
  (二)文字学方面的价值。回鹘文是一种音素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有过不少的改革。早期回鹘文与粟特文没有太大的区别,如缺少必要的元音字母,许多字母没有区别等。后来,增加了一些点,用以区别不同的字母。此外,在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不同的字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鹘文法艺术。回鹘文字体从形成手段上可以分为印刷体和手写体两大类。印刷体包括木刻印刷体和活字印刷体。手写体包括楷体、行体和草体。另外,手写体还可以根据写工具分为软笔体和硬笔体。此次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回鹘文的各种字体都可以见到。特别是464:139-2残片上的空心回鹘文(世预赛亚洲一),为回鹘文法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③。
  历史上,回鹘文对其他民族文字的创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研究回鹘文对相关文字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文字的发展变化,也有助于探讨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通文字学价值。
  在回鹘文文献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夹写汉字。这些夹写的汉字,可以分为不同情况:一种是先写汉字,后附回鹘文译文。另一种情况是夹写的汉字与回鹘文连为一体,并按回鹘语发生各种语法变化,是回鹘文译文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还有一种情况是译者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自己补加汉字。对于第一种情况,读者不懂汉字,也能理解文献;对于第二种情况,读者若不懂这些汉字,无论如何是读不懂这些文献的;第三种情况,夹写的汉字,只是起提示作用。这说明不但回鹘佛教受到了中原佛教的强烈影响,而且作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的语言和文字,回鹘语文也受到了汉语文的极大影响④。如下世预赛亚洲为B52窟乙洞所出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第一卷第四十一叶残片,编号B52(乙):17,贝叶式,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叶面宽25.3、高9厘米,文面高7.3厘米,上下有单线框。两面写,正面存回鹘文29行,背面存汉文一行(标写经名及页码)和回鹘文28行(世预赛亚洲二)。两面回鹘文中夹写有大量汉字,系译自汉文本,抄写年代为元代。与国外收藏同经相比,属不同写本⑤。
  敦煌莫高窟北区此次出土48枚回鹘文木活字。这是值得学界庆幸的一件大事,因为目前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大多存于国外。活字印刷由毕升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活字初有泥活字、木活字,后有铜活字、锡活字及铅活字等种类。毕升虽曾用木活字印,但未成功。1298年王祯用木活字试印其《旌德县志》一,成为正式使用木活字印第一人。但回鹘文木活字是在什么时间使用的,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看法,一般认为当在蒙元初年,即1300年左右。
  迄今尚未发现用木活字印刷的回鹘文文献,仅在敦煌发现有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世预赛亚洲三)⑥。这些回鹘文木活字是用锯子先将硬木锯成高、宽相等,但长度不一的方块,然后用刀在面上刻字而成。
  回鹘文木活字虽受汉文活字印刷的影响,但又不完全同于汉文,它充分考虑到了回鹘语是黏着语的特点:汉字为方块字,其活字可以大小高低一致,并且一活字即为一汉字,但回鹘文的一个词(或词干)后可以缀接不同的构词或构形附加成分,因此,其高、宽可以一致,但长、短则不一样;一活字有时是一个词,有时只是一个动词词干,有时是一个字母,有时是几个字母组成的音组(世预赛亚洲四)。由此可见,活字运用于回鹘文,也是回鹘人对活字印刷的再创造和再发明,其中凝结了回鹘人的聪明智慧,是回鹘人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因为此种进步为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印刷提供了有利条件。回鹘文活字的再创造为活字印刷术的西传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宗教学方面的价值。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是佛教内容的文献。它不仅为回鹘大藏经的复原提供了新的回鹘文佛教经典,而且使全面认识回鹘佛教成为可能。回鹘文佛教文献是研究回鹘佛教的重要资料。多文种合璧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或题记,也反映了当时回鹘佛教徒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世预赛亚洲五~八)。
  (四)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价值。我国各民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学界以汉文文献研究各民族历史,作出了很多贡献,但由于少数民族分布于广大的边远地区,许多民族文献保存了汉文典籍无法提供的人文史地第一手资料。有些民族文献可补汉文文献之不足,有些文献可与汉文文献相互印证。发掘、整理好研究民族文献中有关历史方面的资料是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史、边疆史、地方史和中外关系史,进一步提高我国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没有专门的历史典籍,但每一件残片中无不透露着历史的气息。经学者研究,464窟的下限时间为元代。该窟存有壁画、佛坛,出土有回鹘文、西夏文、梵文、古藏文和回鹘式蒙古文等文献残片。根据有关资料,1908年伯希和曾对该窟进行过挖掘。对此,他在《敦煌石窟笔记》中也作了记录。掘获的文物有回鹘文木活字968枚,回鹘文文献363件,西夏文文献200余件,此外还有汉文、古藏文、回鹘式蒙古文及婆罗米文文献等。除此之外,1921年前后,滞留在莫高窟的沙俄残部,也曾对464窟内瘗埋的元代公主墓进行了盗掘,盗掘所获已不知下落。现存的464:121回鹘文佛经是用泥金写的译自汉文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世预赛亚洲九)。据目前所知,国内外收藏有属于《金刚经》的回鹘文残卷10件,其中8件藏柏林吐鲁番文献中心,由G.哈蔡和P.茨默研究刊布⑦,1件藏美国普林斯顿盖斯特世预赛亚洲馆,由J.O.布里特刊布⑧,1件藏吐鲁番博物馆,由多鲁坤·阚白尔和斯拉菲尔·玉素甫研究刊布⑨。464:121残片不同于上述各种版本,更重要的是,该残片是用泥金写的,说明该文献的施主的地位不同寻常。
  回鹘文文献中还保留了不少地名,为恢复和研究这些地名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文学方面的价值。回鹘文佛教文献中有许多是对“偈颂”的翻译,译者按照回鹘诗歌的韵律,大多以押头韵的形式而翻译。这些材料对研究回鹘文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文献学方面的价值。这批回鹘文文献,从版本上来看,有雕版本、抄本等;从装帧形式上看,有梵夹装、卷子装、经折装和线装等;有许多写本是初稿本,上有修改的痕迹;有些写本是用多种颜色写。
  464:171回鹘文佛经线装封皮是一件难得的珍贵遗物(世预赛亚洲一〇)。
  (七)考古学价值。洞窟的断代往往要依靠洞窟内所出土的文献和文物。北区石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无疑对这些洞窟的断代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莫高窟中的许多洞窟是由回鹘人开凿的⑩。回鹘文文献的出现也为这些洞窟的判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464窟前室、中室和后室存有大量回鹘文题记,出土有25件残片。这些都说明,该洞窟的下限时间应在元代,且有可能最后的窟主是回鹘人。
  敦煌是丝绸古道上的最大交通枢纽。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史上被誉为“人类文化运河”、“亚欧大动脉”,为中西文化交流之路,处于国际商道的重要地位并发挥着枢纽作用,而敦煌则成为丝路贸易繁忙的补给站和中转站。
  丝绸之路曾经连接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和古巴比伦;在这条古道上也传播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敦煌正是由此将古代四大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融汇合在一起,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11)。明确肯定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敦煌学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样,包括回鹘文文献在内的敦煌少数民族文献在敦煌学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回鹘文文献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是多学科和全方位的。
  三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研究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自考古发掘以来,学界对石窟及出土的文献、文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与回鹘文文献有关的研究主要如下。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3卷,文物出版社,2000~2004年;《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见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雅森·吾守尔《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部分回鹘文文献概述》,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出土回鹘文木活字解读、翻译》,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
  张铁山《叙利亚文文中回鹘文部分的转写和翻译》,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译释研究(一)》,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译释研究(二)》,载《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中阿含经〉残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2001年第6期;《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二)》,《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献过眼记》,《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所收部分汉文佛经残叶出处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八十华严〉残页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三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民族语文》2003年第6期;《莫高窟北区出土两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敦煌学辑刊》2003年第2期;《莫高窟北区出土三件珍贵的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敦煌出土回鹘文〈大乘无量寿经〉残页研究》,《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莫高窟北区B125窟出土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4),民族出版社,2006;《莫高窟北区B128窟出土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叶研究》,《民族语文》2008年第1期。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敦煌莫高窟北区B157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Vol.24,2005,1~13页;《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叶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两件回鹘文佛教文献残片研究》,《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佛祖历代通载〉残叶再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两件回鹘文佛教文献残片研究》,《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
  牛汝极《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一回鹘文佛教双语写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B119:13号文系回鹘文》,《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
  Abdurishit Yakup:On the Interlinear Uyghur Poetry in the newly unearthed Nestorian text,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festschrift fur Peter Zieme anlablich seines 60.geburtstags,Istanbul-Berlin,2002,pp.409-418;On the Newly Unearthed Uyghur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Indien und Zentralasien Sprach-und Kultur-kontakt,Wiesbaden,Harrassowitz,2003,pp.259-276;Uig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ogaito’s retirement,Kyoto,Kyoto University,2006,pp.1-41.
  Peter Zieme:ein altturkischer“knigge”,《内陆アヅア言语の研究》XX,2005,65~76页。
  ① [日]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大东出版社,1985年,5页。
  ②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3~7页。
  ③ 本文所引照片均取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3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④ 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夹写汉字的分类和读法》,《西域研究》1997年1期。
  ⑤ 张铁山:《敦煌莫高窟北区B52窟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残叶研究》,《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4),民族出版社,2006年,255~270页。
  ⑥ 其他已知回鹘文木活字有:伯希和发现于北区464窟、现藏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960枚;日本东洋文库藏4枚;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4枚(以上均为伯希和所赠);1914年奥登堡发现于莫高窟北区,计130枚,收藏地不详;40年代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收藏6枚;国家世预赛亚洲馆藏2枚。
  ⑦ Georg Hazai und Peter Zieme,“Fragments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Jin gang jing mit den Gathas des Meister Fu’ nebst einem Anhang von T.Inokuchi(BTTI)”Berlin,1971.
  ⑧ J.O.Bulitt,“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The Gest Library Journal,Vol.Ⅲ,no.1~2,1989.
  ⑨ 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柏孜柯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四件》,《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1985年1期。《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研究》,《内陆アヅア言语の研究》Ⅳ,神户,1988年。
  ⑩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1~29页。
  (11) 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季羡林学术精粹》第1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年,110页。

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罗丰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